19世紀中葉，中國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之亂兩場戰爭，名為領土之役，實則為文化之爭。由此之故，於戰場對付外人之時，中國亦面臨前所未有之文化兩難，即改革中國文化、借鑑外人文明之應當與否。此中猶疑，由當時剿夷撫夷兩派間的糾紛即可略窺一二。

　　以林則徐為代表之剿夷派對傳統中國社會推崇備至，洋洋得意地以之譽為文化之峰，以為外人文明莫能與其相抗衡。此自尊自大之民族意識在士大夫階級裏已根深蒂固，對其而言，向外人退讓與妥協皆為荒謬至極之事，中華文化的純粹性方為其文明不可或缺之護身符。自中國與外人建交以來，認同「剿夷之理」的人，總將外人視為不明禮義廉恥、圖敗壞中華文化之「野蠻人」，對外交之事總腳踩兩隻船，對「蠻貊之邦」總抱著貶低小覷的態度，引起外人不平之鳴。不僅如此，鼓吹剿夷之人不肯接受英人加開通商口岸、減輕關稅及許特使駐京等談判基本要求，而以外人別有目的、居心叵測為拒絕通融、進行剿夷之藉口。

　　不可諱言，當時中方具仇外排外心理雖有可議之處，然情有可原，因英方亦非毫無責任，畢竟其發動鴉片戰爭對中國而言實屬壓迫，且遺害仍深，餘波仍存。總之雙方合作之所以停滯不前，中英皆難辭其咎。

　　代表剿夷派的林則徐本人思維較開放，漸悟到撫夷之理、循非暴之道制衡外人的必要，然其為士大夫傳統古法所束縛，無法掙脫擺佈，亦不敢表示「清議」，恐受時人嚴批。思想之羈、清議之險，足以表明清廷極盡箝制反清之論、鎮壓反清之舉之能事，但同時也標誌中國文明趨於轉折，已有認為改革與妥協未嘗不可取之有志之士。

　　以琦善為代表之撫夷派雖較有意撫綏外人、答應其要求、效仿其優點，然並非全盤認同中外文明該融合平等之概念，在其眼裡中國仍為上國，外國仍為藩屬。換言之，撫夷派之所以倡導撫夷或非源自於對外人權利之思，乃立基於中國之利。

　　總而言之，剿夷與撫夷齟齬之癥結並非在於如何看待外人，而在於如何為中國光明的未來鋪路，剿夷派認為最璀璨的未來莫過於封閉而繁榮之華，而撫夷派則認為踏進國際世界、促進近代化方可謂燦爛。

　　或許可謂最終撫夷勝過剿夷，咸豐十年奕訢雖走投無路地簽訂北京條約，然亦毅然決然、有魄力地與英法兩國達成共識，使糾紛告一段落，迎接近代化及國際化之新時代。然而也許該再追問：若撫夷派對外國文明之開放僅止於膚淺之相，其能將近代化推動至何種程度呢？又該如何界定其近代化呢？

　　我推想應是「帶有中國色彩」的近代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