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由於中國大陸的經濟蓬勃發展，而且政治影響力日益強大，到兩岸學中文的人隨之而增加。看在台灣人的眼裡，一方面頗以此為榮，另一方面則以此為憂，就因為如此，所以時常問外來的人：「你認為中文未來會變成世界的通用語言嗎？」

　　在表面上，確實存在著一個客觀的衡量方法和答案，而這也是接下來我要分享的一部分。但是，對我而言，此一提問僅是冰山一角。也許，其背後潛藏著華人更深一層對自己的疑問，說不定其最終想問的問題是：「中華文化到底還缺乏什麼呢？」

　　何謂「通用語言」？

　　要回答第二個問題，必須先從上述所謂的客觀性來解析到底什麼可稱為「通用語言」。由於一百多年來現代語言學有許多新的研究與發展，因此不同的語言學家可能各有其見解。雖然如此，我倒是要引述一位作家水村美苗在《日本語滅亡時：在英語世紀中》的觀點，由於其精通日、英、法三種語言，因而能提出異於他人的獨到見解，發現「通用語言」跟大家熟悉的「國家語言」的決定性區別。

　　在一般人的腦海裡，「國家語言」就是該國最普遍的語言，是能讓人民彼此溝通的工具。可想而知的是，我們也會自然而然地以為此跟「通用語言」大同小異。但既不懂二者的差異之處，又對於「中國的人口最多，中文卻還不是世界的通用語言」這個現象難以了解，所以深感莫名其妙。

　　根據水村美苗的解析，「通用語言」不是有最多人「說」的語言，相反的，一種語言有多少「讀」者、學者以及翻譯者，才能決定它是否能提升到「通用語言」的地位。通過某種「通用語言」，不同母語的讀者能透過翻譯來與世界頂峰的智慧和文學進行雙向溝通。我們之所以要讀一個通用語言，即是因為文字經過幾千年的歷史，收藏了自古至今各地人類的智慧精髓。而一種「說」的國家語言在原則上不符合通用語言的資格，其理由在於「說」遠難於「讀」──這是學外語者都知道的一個事實。。

　　拉丁語遺產的啟示

　　在回頭看中文的情況之前，也應該先轉過頭來，向西看看歐洲「拉丁語」這個通用語言。一提到「拉丁語」，任何人都會很容易地想到它如何引導了西方的發展以及各國之間的交流。各地區各時代的西方人，如南歐羅馬的維吉爾（Virgil）、北歐英國的牛頓（Newton）, 西歐荷蘭的史賓諾沙（Spinoza）, 以及東歐波蘭的哥白尼（Copernicus）等，都曾經使用拉丁文進行「筆談」，討論各種各樣的話題，包括宗教、哲學、科學、醫療、文學等在內。

　　現代歐美國家的人仍然認為拉丁語及古希臘語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視的，而且其貢獻是顯而易見的。對於這種值得驕傲的遺產，他們認為若有人願意把這兩個語言學好，不但能看懂西方三千年左右的歷史、文學、哲學，而且也才能真正深入地跟現代的西方人一起討論、分析和欣賞其共同的遺產。只要查任何西方大學的維基百科網站，就會發現許多大學的校徽上都有用拉丁文寫的校訓，而每所大學都附上了拉丁文的校名，無論是南美巴西說葡萄牙語的大學、東北歐說芬蘭語的大學、或者說英文的澳洲或北美大學，都無一例外。

　　小中華思想

　　可喜的是，在東方的歷史中，文言文在國事上、哲學上、文學上，也扮演了一模一樣的要角。它具有任何「通用語言」的性質，足以讓二十一世紀之前彼此從未見面、相隔幾千里、不同國家與背景的人——從君王、官吏、將軍、詩人、畫家，甚至到革命者以及情人——都能通過「筆談」建立或保持人際關係，並藉此交流來進一步發掘彼此之間的共同性。

　　儘管如此，為何一百年前五四時代的中國人自慚形穢地打倒孔家店、丟棄線裝書？為何１９６６年以來的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毫不留情地執行文革，再一次把祖先的遺產視為活生生的夢魘而企圖消滅？為何近幾年來，連中華民國也開始把文言文視之為祖先的拖累，試圖縮減文言文課程？

　　一言以蔽之，其根本原因在於它並不是任何國家的「國家語言」，而像是一種寄人籬下的「通用語言」。現代台灣與大陸人還必須把文言文翻譯成自己的「白話」，這就透露出所謂的「古文」更像一種外語了。由這點看來，台大政治史學教授林俊宏說，要是大家願意承認這個早已存在的事實，而在教育上把文言文視之如「外語」，而與英、日、德文等並列，讓學生選擇，台灣學生才會有動力、有興趣，像學習外語一樣地學習文言文。

　　與台灣和大陸相對，兩韓和越南已經採取了更「近代」的教育政策，近一百年來，其處於「西發里亞主權體系」國際法（Westphalian Sovereignty)的基礎之下，皆認為如果要跟中國、日本與其他大國平起平坐的話，除了一定的經濟發展或軍事勝利以外，也必須強調本土文化的獨特性，同時也非接近西方主流的思想不可。結果是，二戰之後兩韓和兩越都不願意自己的文化與混亂的中國和被打敗的日本相似，而中華古代經典的影響卻早已內化，因此他們開始大刀闊斧地執行全盤革新，企圖徹底地剷除彼此之間的共同遺產，甚至他們使用已久的漢字也被埋進了歷史的廢墟之中。無論是資本主義也好，共產主義也好，都借了一點西風去遠遊，學習了西方的文明。從此，明朝衰落後其自以為文明新中心而產生的「小中華思想」也隨之而飄散。

　　與此時同，日本也恨不得能趕上西方——尤其是軍事和近代化方面，但其同時也自以為其擁有亞洲頂斯文的文明。一則由於日本把東方共同文明提升到最高的境地，二則由於自己本土文化的特色——所謂的「日本論」。當時的日本人認為，凡是想學東方文化或歷史的西方人或甚至於其他亞洲人，他們唯一的「通用語言」就是現代日文。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二十世紀的研究東亞文明的美國學者傅高義，他學會了現代日文並研究日本十多年以後，仍根據上述的想法認為沒有學其他語言的必要。直到別人替他申請了獎學金之後，他才願意開始學中文。重點是，他始終沒學會文言文，並且還是只以現代日本學者和中國學者對於其他亞洲國家的研究做為其參考資料。如今此情形不同了——要申請到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做研究的話，必須對於文言文有專業級的技能。不過，那些戴著日本眼鏡來俯瞰亞洲文化的西方權威學者，至今仍令日本人引以為榮。

　　一百年許來上述各國所走的路，大概可說有這兩條。第一：減少甚至剷除傳統來一股腦兒「近代化」。或者第二：壟斷共同文明的遺產如「小中華思想」，來獨當東方最高的、唯一的「文獻之邦」。有沒有一個國家對於自己的歷史完全滿意？在政治和國防、經濟和民生、與文化自信心這三方面，雖然不能否認各國對其中某部分有可驕傲之處，但是否至少有一個國家自以為完全「成功」呢？

　　據張系國在《孔子之死・兩個值得自覺的問題》所說，走第一條路的國家會發現這是一條死路，好幾次西化的大運動都無法竟全功，其原因之一在於「傳統根子太深，鏟之不盡──就算真全盤西化了，大家變成黃皮膚的西方人，又能算成功嗎？」在他看來，對於當時中華民國的不確定的前途，只有「復古」，獨當一面「知其不可而為之」拚死地奮鬥，才不可悲。對於韓越這樣的雅賊，或者「根本沒有傳統的變形蟲」似的日本，他是不抱什麼希望的。

　　各國奉「對歷史交代得過去」這個想法為圭臬，無論跟西方競爭也好，跟鄰國競爭也好，基於零和遊戲此邏輯，都是自以為非得「不到烏江心不死」才行。正是由於存在著這個共同的假定，因此彼此之間也產生仇恨，迄今西太平洋的國際局勢仍然相當緊張，而且跳不出二十世紀爭得你死我活的窠臼。

　　本世紀的「文明之邦」還要因襲上述的惡習嗎？何不問問自己：為什麼要為文化而死，而不是為它而活？

　　借東風

　　ＩＣＬＰ的師生每天到學校上班上課時，都看到「國際華語研習所」這七個字。到現在為止「國際」這頭兩個字的用意，指的是學校的學生。不過，在下以為ＩＵＰ轉型到ＩＣＬＰ時，無形中替下一代留了一個出路：「國際」隱藏著更深一層的意義，那就是文言文不可否定的「國際」性。

　　若想要從政治、經濟、文藝與哲學各個方面，來研究這個世紀東亞的發展，確實有必要好好了解過去那個文言文扮演通用語言的時代。因此，為了再一次與時俱進，ＩＣＬＰ不妨考慮開一門以中華、越南、兩韓、日本及琉球這五者為主的「筆談歷史」課。對於西方學生，學校可採用ＣＰ值的推銷法，譬如：「你學一，我送四」。對於東方學生則能說：「咱們一起學咱們的歷史」。

　　以文言文記錄的歷史與哲學，在中華有三千年，加上越南與兩韓各國的兩千年、再加上日本與琉球各國的一千五百年，巧合的是一共整一萬年。而後，再加上各國本地的經典文學——包括特創的漢字在內：兩韓的幾十個「國字」、日本的幾百個「國字」，跟越南的幾萬個「喃字」——我相信，此一具有普世價值的文化遺產肯定會吸引所有學習者。這正是「萬『年』具備，只欠東風」，筆談歷史課就是我們能借重的東風。

　　在ＩＣＬＰ，每個學生都知道要真正的升上一個年級，不能只根據學校考試達到７５分的規定，而是要達到老師們所期待的９０分以上的成就。假如把上述文言文一萬年的歷史稱之為百分之一百的成就，五者當中，缺一不可。那麼擁有兩個經典語言的西方，就有百分之兩百的成就，因此對西方學者來說，學習文言文不但不存在任何的藉口，甚至是責無旁貸的。

　　縱使現在與未來不是中文的世界，不過我們至少可以使用已經存在著的通用語言來理解自己的過去。有人說大陸是東方的羅馬，而我期待的是有朝一日希臘會很驕傲地說雅典是西方的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