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李蕾教授（Professor Leigh K. Jenco）的研究，在大明晚期文學生態中，民間歌謠的政治意義長期被鄙視，往往僅在其是否含有「政治内容」的層面上衡量。然而，李蕾教授認爲，倘若僅以内容是否諷刺朝政、抨擊官吏作爲來作爲判準，便錯失了歌謠在大明所發揮的更深層的政治功能以及文化衝擊。其真正的政治性在於它改變了誰可成為道德實踐的對象、政治感受的主體，以及文化意義的恰當生產者。

　　晚明歌謠（譬如歌謠、風謠、山歌）多興起於十六、十七世紀，形式上高度口語化，當以地方方言演唱，尤其是吳語。這類作品往往是「只可聽，不可讀」，離開聲音與語境，即失其意義。大量諧音與語義游移，便在書寫時呈現出不穩定性，也就此削弱了菁英透過文本加以規範、定義的能力。如此一來，與一般假設以及傳統史學相反，政治有機體並非限於在朝堂或制度之内發生。這有機體可在各種各樣的「文」之中出現，在日常語言與身體經驗裡反覆被實踐。

　　因這些歌謠內容涉及性或身體，而引發強烈的道德焦慮，但事實上，有關性的描寫是一大優點，允許非菁英的經驗得以進入可被模仿、可被記憶的文化形式。藉由民歌，男女皆可公開表達欲望、勞動、月經、排泄等身體經驗，這些經驗亦成為可歌之物，從而挑戰了以經典、聖賢與抽象美德為核心的道德模範體系。換言之，晚明歌謠的顛覆性在於這種對「誰值得被學習」的重新界定。

　　在傳播層面，晚明歌謠也具有高度的流動性與滲透力。它們不需樂器，可隨時唱出，具有「被動可聽性」；無論是否願意，人們不免會聽見。歌聲從市井、工坊傳入民宅，又隨商人、僧侶、妓女跨越地域，在南北之間流轉；簡單、低俗的版本往往更易流傳。更令精英不安的，便是這種脫離地點、作者與原意的傳播，使權威詮釋的齒輪難以運轉。其實，菁英與平民的文化流動是雙向的：戲曲、文人創作可下沉為歌謠，歌謠亦可反向塑造菁英語言與想像；李蕾教授提出一位官員寫下在開會期間内急的記錄，這種直白的生理承認，此前從未有官員敢於提及。

　　當然，今日所留下的晚明歌謠多為這類的菁英所記錄的版本，民歌無法避免「被代言」的問題，這也是歷史學家無法避免嘆息的痛苦。儘管如此，晚明文學特殊之處，在於大量私人出版與對日常生活的關注。遊記、筆記、方言記錄、地方觀察，使得歌謠視其為可供概括、比較的文化現象。李蕾教授認爲，由於晚明當時中國尚未被歐洲帝國殖民，納入其知識影響的領域，因此歌謠知識的形成，與後面清代將民歌納入帝國治理與分類的做法，有鮮明的對比。

　　我認爲李蕾教授最精彩的論點，便是晚明歌謠亦提供了一種不同於歐洲脈絡的「早期現代性」，隨之而來的是階級和等級界線的模糊不清，其知識生產在口傳、商業印刷與菁英記錄之間反覆生成。這一現象迫使我們放棄將「民間」視為自然、原始、封閉的想像，轉而理解其作為高度反思、政治性的文化實踐。我想，儘管現代音樂民歌等被無所不在的企業化且金融化趨勢所主導，在某些層面或許相當於被明末菁英代言，但普通民衆的聲音和不可抑制的力量或許如今仍可繼續傳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