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記憶中，有一個印象特別深刻的畫面，那就是總是走在我前頭的阿嬤。在這個深刻的畫面裡，阿嬤總是穿著一件白色麻料褲子，看起來寬鬆又舒服。穿著這件褲子的她特別搭配了一件鮮艷粉紅色麻料長袖上衣，這件上衣還連著帽子，所以天冷時她會把帽子蓋在頭上。有時候她還會背個背包，這就是她獨特的造型。每一次她一個人從舊金山坐飛機回台灣，我就會一直看著這個鮮艷的背影，直到她被淹没在其它穿著單調色彩、步調匆忙的旅行者之中，再也看不到她那鮮豔的顏色和孤獨的身影……。機場是一個令我難過的地方，因為我一直以來總是難過地看著我的阿嬤一個人慢慢地走遠，消失在我的目光中。為什麼阿嬤會讓我有那麼多的感動呢？這是因為無論生活多麼匆忙混亂，她竟然都還記得我，更何況又是在這麼混亂的機場裡面。 這個故事發生在某一年暑假，我人在日本，當時我快要20歲了。在那之前，什麼生日啊、歲數啊、我從來不當一回事。但是突然間我就要二十歲了，頓時我莫名其妙地害怕了起來，因為時間不可能往回走。 那一年媽媽的家人一起到日本京都去旅行，家人中包括阿公，阿嬤，舅舅，舅媽，表哥，還有表哥的女朋友，他們要先回台北，而我和媽媽要繼續去東京。當天因為人多，行李多，時間上沒控制好，到了機場大家亂糟糟地，只想迅速通關，所以沒有人轉頭再看看我和媽媽一眼，而我們就看著他們的背影，直到消失。 當我和媽媽轉身要離開的時候，我突然接到通關後阿嬤打來的電話，她對我平靜且溫柔地説著：「妳是我最年輕的孫女，我很高興今天是妳的生日，我希望妳有個快樂的二十歲，好好繼續玩，我們台北再見，掰掰！」她頓時讓我覺得我是她世界的中心。「她記得我，她總是記得我」。手機掛了後，我不能停止哭泣……因為我也想告訴她：「我也記得妳，我親愛的阿嬤！」 這麼多年以來，我也了解到，我一下飛機到台北，若是沒見到阿嬤我就不覺得我回到了台灣。只有看到阿嬤那一瞬間我才覺得「啊！我回到台灣了！」。阿嬤溫柔的笑臉，還有她的背影，永遠是那麼的柔和溫暖。阿嬤一直非常努力地運動，所以訓練出了飛毛腿，這雙飛毛腿總是走在我的前面，要跟上她，我得小跑步才行。這也是為什麼我清楚記得她的背影，因為不管我們一起去那裡旅行，逛街、散步、運動，她總是走在前頭。然而因為新冠疫情的緣故，我已經兩年沒有看見她了。但是在腦海裡總是能清楚浮現阿嬤那瀟灑又溫柔的背影。我非常希望不久的未來，可以對我那飛毛腿阿嬤將上次沒有辦法說出口的話，當著面對她說「阿嬤，我親愛的阿嬤，我記得妳，我永遠記得妳，阿嬤，我最親愛的阿嬤！」
在美國，墮胎和同志婚姻的權利都是比較有爭議的議題。這兩個話題都涉及平等權利的價值，也都透過美國最高法院的決定而合法化。儘管如此，相較於同志婚姻的權利，墮胎的權利遇到越來越多的挑戰，導致於淪為「非普遍」的權利。無論一個人住在美國哪一州，同志婚姻大概是人們都可能享有的權利，但是美國有幾州仍然禁止懷孕六個星期之後的墮胎行為，諸如德州，密西西比州等等。這個情況有所區別的原因何在呢？ 我認為這個問題有三個主要原因：州級合法化，法律因素，和時代因素。在美國最高法院考慮同志婚姻合法化之前，美國已經有37州執行了同志婚姻合法化的法律。平心而論，墮胎合法化之前，有20州已執行墮胎合法化的法案，但是這些法案還受到很多限制的影響。墮胎並非全面受到州級支持，因此在某個程度上有些專家認為同志婚姻合法化不像墮胎合法化那樣是無前例可循的。 第二，這兩個法案的合法化理由不同。同志婚姻合法化奠基於同志的平權，而墮胎的權利奠基於隱私權而非女性所應享有的平等權利。換言之，墮胎跟女性平權沒有完全直接的關係。雖然美國第十四條修正案保障女性跟男性擁有平等的權利，但美國的政治環境在執行維護女權的措施時仍是不情願的，諸如同工同酬，產假等等。在某些州，女性主義運動家對於維護墮胎的權利幾乎無能為力。 第三，美國最高法院是在不同世代考慮這兩項個措施的訴訟案的。墮胎的合法化是1973年確立的，而同志婚姻的合法化則是2015年確立的。在某個程度上同志婚姻的決定受到現代化的影響。除此之外，這個區別意味著墮胎的權利有更多機會受到反對者的批判。未來同志婚姻這項平權法案也可能面對這樣的困境。同志平權運動家應該早提準備維護同婚平權的策略，以免遇到墮胎權利一樣的障礙。 這兩個權利情況的區別代表社會運動的重要性。無論如何，這類的民間運動很重要。未來，我希望美國社會會強化所有的地方性平權運動，才可能達到平權的理想。
今天我要給你們介紹一個新世代的金融工具，那就是在美國跟幾個國家所謂的「信用評分」。因為時間有限的關係，我不能詳細地分析這個金融工具對大家的影響。首先，我要在原則上解釋一下什麼是信用評分，其次我會討論它對美國人生活有什麼影響，再其次我想討論這個發明真正的原因。 「信用評分」，指的是1989年在美國發明，也是現在十幾個發達國家使用的金融工具。因為那個時期美國的製造業沒辦法跟發展中國家的競爭，所以美國政府認為要提高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與其靠出口，不如靠消費支出。但是製造業越不景氣，美國的老百姓越不能依靠工資生活。結果，美國人都開始靠借貸買房子、車子、付大學學費，甚至於需要貸款買日用品和食物。為了處理這麼多人所承擔的債務，有美國銀行發明了信用評分制度。這個評分是一個數字，它的範圍從0到850，代表某人是否有信用。這個數字是怎麼決定的呢？信用公司會用一個演算法根據某人的金融資料，比方說他的債務總額、信用額度使用比例、付款歷史、收入等金融歷史資料計算出一個分數。根據這個信用評分，一家銀行或信用卡公司會決定要不要貸款給這個人。而個人的信用評分越高，他的利率越低，信用上限也越高。 信用評分對美國人有什麼影響呢？可以說，美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信用評分的影響。重要的是信用評分不只會用來處理金融事務，還有很多其他的情況之下你可能需要給別人看你的信用評分。申請工作、租房、買車子和買保險的時候，大部分公司會需要查看個人的信用評分和信用歷史。公司或房東根據人們的信用評分拒絕他們的申請也是合法的。結果是，如果有人碰到一次財務問題而使得自己的信用評分受到損害，那就可能影響他的借錢利率、工作機會以及租房資格。此外，數字時代的來臨也帶來了另一個信用評分問題：大數據和機器學習的出現就讓初創的金融科技公司運用堆積如山的個人資料來計算出更準確的信用評分。但是，這種公司可以取得的資料是很驚人的。他們使用的資料可能包括輕罪和重罪歷史、消費習慣、社交媒體使用、個人居住的地區，也可以從和跟別人的關係中找到跟信用的相關性。從這個方面來看，信用評分看起來有點像美國人常常批評中國所謂的「社會信用」制度。有的金融公司就可以根據那些與金融有關係以及沒有關係的資料，計算出一個數字代表你是好人還是壞人，而且這個分數就可能影響一個人對找工作、租房和購買保險的資格。 最後，我想再次討論信用評分對個人財務的影響。我之前跳過了一個非提到不可的重點，那就是，銀行和信用卡公司使用信用評分的目的是什麼。金融業發明信用評分，為的不是找到信用很好的人，而是找到信用不好的人然後借錢給這種人。信用很好的人並不能幫信用卡公司賺錢，因為這種人總是準時還錢，所以這種人不會讓借錢的利息越滾越多。但是信用不好的人為了生活要一直借錢，常常產生循環利息，所以銀行就會把這種信用不好的人看成搖錢樹。 總而言之，我以上提到的信用評分指的是新世代代表信用的分數。這項發明為的是區分信用好和信用不好的人，讓銀行、公司和房東決定要不要跟人建立關係。新世代的科技也讓信用評分對我們生活的影響變得更大。此發明最重要的影響就是它讓銀行和消費者信用公司把矛頭指向借了錢不能還的人然後一直借錢給他們，造成許多人在經濟上的惡性循環。
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講的是新加坡人口老齡化的問題。人口老齡化是每個已開發國家都有的現象，不過是程度上的分別。根據聯合國一個統計顯示，新加坡是世界上老齡化最快的國家之一，並且這個現象一年比一年嚴重。新加坡的情形爲何那麼嚴重？而在這種情形之下，新加坡政府實行什麽政策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些問題我們今天要分析分析。 我們先分析新加坡的人口老齡化現象為何那麼嚴重？簡單地說，是因爲新加坡人的平均壽命一年比一年的高，相反地，人口出生率卻不斷下降。根據新加坡政府一個統計說，到2030年，每一百個新加坡人當中，65歲以上的人就佔了百分之二十五。這樣一來，社會制度會受到什麽影響呢？因為年輕人一代比一代少的關係，所以社會整體的勞動能力變得越來越變弱。換一句話説，在這個情形之下，未來可能沒有年輕人能夠接替退休的年長者的工作。這個現象對國家發展與進步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政府希望可以在家庭制度的基礎上，建立新的政策。政府提出了很多解決辦法，其中之一是提供給年輕夫妻育兒補助，希望鼓勵他們多生孩子。不過，這只能處理生育率低的問題，並無法改善老人生活的問題，尤其是年長者的生活品質。雖然年長者增加，但是折衷家庭卻減少了。根據2019新加坡報紙的一個評論說，這是因為隨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大部分年長者的觀念也跟傳統時代有所不同，他們本身也看重自由和隱私，因此，只有少數老人想跟孩子一起住。在這種情形之下，政府的解決辦法是建設新的養老院讓年長者住。不過，無論是跟年輕人同住，或者住在養老院，年長者都不會孤獨地生活著。根據我的觀點，政府目前還沒好好地計畫一個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我希望在未來，我們可以以重視、保護每個人的個人生活品質為目標，不要只注重少數人的權利，讓新加坡的人民都能有愉快健康的生活。
今天我想談談當今美國的就業情形。我覺得美國的目前情況跟以前並不一樣。 為什麼這麼說呢？現在在美國很多公司的員工不夠。幾乎每個產業都有這樣的問題，尤其是醫院。餐廳的問題也很嚴重。比方説在美國時，我常在網上查一查餐廳幾點休息。不過我到餐廳去的時候貼在門上有一張廣告說「很抱歉，因為員工不夠的關係本餐廳提早休息。」我經常碰到這個情形。幾乎每家餐廳和商店都在招聘員工。目前就業的人數比2019年十二月就業的人數少了三百萬。 美國為什麼會面臨這個問題？不同的專家有不同的看法。可是在我看來最大的原因是工資不夠。因為有很多人覺得工資簡直太低所以他們不願意回到工作崗位上。有很多人害怕在公司會很容易生病。其他的原因大概是因為有很多人提早離職。比方說有很多人因為病毒的關係被解雇了，然而等經濟好了一點以後他們決定不再工作了。另外還有一個要考慮在內的因素，那就是有超過八十萬的美國人死於新冠肺炎，其中有很多員工也過世了。 那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對我來說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提高工資。聽說工資好的公司的情況沒有工資低的公司嚴重。對一些公司來說，如果提高工資的話就會降低利潤。可是我真的再怎麼樣都不相信這樣的說法。公司的利潤其實非常高，總裁的收入也非常好。既然如此，一定可以拿出一些利潤給員工加薪。
「你的名字是自己取的嗎？」 這句話我聽過好幾次，我所遇見的華人之中，有不少問我這個問題，而我的答案總是一成不變。 「不是，是老師選的。」 二十年前，大多數中文老師幫外國人起中文名字的時候，往往按照語音近似值的原理來提議，像David變成「大偉」，Lisa變成「麗莎」等等。我的第一個中文老師叫王老師，她不太喜歡這個命名方式，而是覺得學生的名字應該像華人的一樣有更深刻的意思，有文學價值或歷史來源，也許跟年庚或排行有關係。選我的姓名比較容易，因為英文的姓叫White, 「白」在《百家姓》之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選名字的過程比較模糊，王老師終於給我的解釋只是「國榮」是一個又靠譜又傳統的中文名字，應該適合我。 現在我有些朋友懷疑王老師是張國榮的粉絲，要不然就是一種天然的老派，因為大多叫「國榮」的男人都已經垂垂老矣。我覺得後者的可能性更高一些——王老師從來沒有告訴我有一個超級明星叫張國榮，她屬於只看重清代之前盛行的中文文學的知識分子的那一派，也許覺得他的歌不過是微不足道的曲子而已。可是我不怪她，而且要感謝她，由於我晚一點聽到張國榮的故事，我才有機會了解自己的身份，後來發現一個名字無論多麼怪特、多麼老套，都還是自己的名字，並且生命的過程中會一直陪伴著你，攜帶著命運神秘的力量。我的意思並不是這個名字主宰了我的命運，沒有那麼誇張，不過現在的我也無法想像一個沒有被稱為「國榮」的生活。 開始學中文的時候我還是中學生，有四年多的時間只有王老師叫我「國榮」，因為我沒有同學，她是私人家教，我每個星期會有一兩天在她一塵不染的房子裡一邊喝茶一邊講中文。王老師教中文的方法相當隨興，雖然有課本與考試，但是她比較喜歡談古論今，跟我分享佛經的奧妙與唐詩的魅力，也提到中文禮貌的一些特點，譬如得到誇獎的時候要說「哪裡哪裡」。老實說，有好多王老師講的事情我不太明白，但我不在意，王老師對我那麼體貼，那麼關注我，總是說希望未來白國榮可以說一口流利的中文。可是上完十一年級以後我去上暑期中文學校，所以暫時跟其他的老師學中文，第一天老師要點名，到了「白國榮」的時候我就察覺到一絲微笑，當時老師沒說什麼，但是第二日她來找我。 「白國榮，如果改變你的名字，你覺得怎麼樣？」 我有點迷惑。「為什麼要改變我的名字？」 她再度淺笑了，這次看起來有點彆扭。「其實有點奇怪，也不太像你的英文名字。你覺得『白梅龍』會更酷嗎？更像Cameron。」 她的建議立刻引起了我的一種反感，彷彿要偷走兒時每晚陪我入睡的小被子，或是想要進入我早已密封的私人空間，但是那時候我的中文水平還不足以讓我描寫這些複雜的感情，只好說「謝謝！可是我喜歡人叫我白國榮。」 之後那個老師也沒再給我類似的建議，但在我心裡更加鞏固了「白國榮」的地位——。 從一個偶爾使用的外語名字逐漸變成我的兩個名字之一。 直到我上大一的時候，才有另一個老師讓我知道為什麼會有人覺得我的名字有點奇怪，上課的第一天他直接問我：「你喜歡張國榮嗎？」 「誰是張國榮？」 他發呆了，彷彿定格似的，讓我跟同學有些吃驚。「他是香港之前的明星，非常有名，非常非常有名，比你們的Lady Gaga有名得多。」 「喔。」當時還算是Lady Gaga的第一個高峰，似乎每一個大學生都崇拜她，我必然的聯想就是如果碰到一個叫「Lady Gaga」 的外國人也會覺得獨特得很。 「下個學期我們會看他的電影，看完以後你就會知道他多麼好的一個演員。」 當我們看完《霸王別姬》的時候，我不得不同意老師說的話，張國榮的天才不容置疑，畫面上的一舉一動完全適合他的角色，程蝶衣的悲哀清澈到讓人看穿他心靈似的，無論是誰都會覺得感動。可是程蝶衣的故事也有一些細節引起了我當時無法承認的一個共鳴，有關的情景後退到我腦海的一個比較幽暗的地方伺機而動。 那年夏天終於有機會去中國，而當時我有兩個選擇，第一是去北京師範大學念中文，第二是去湖南吉首師範大學教英文，我選擇了後者，心想鄉下所提供的經歷也許會豐富一點。我去湖南之前，趁兩個星期的空檔一個人去旅遊。我的第一個目的地是陽朔，在那邊度過了十天悠閒的日子，上午坐在河邊讀書，下午租單車去參觀附近的景點。我還記得有一天迷路的時候進入一個極富奇趣的小村子問路，大多人講的是方言，唯一會普通話的人看起來不過五歲左右，他說在第一條大路要往右走，其實反覆折回老路之後才發現小朋友對「大路」的定義跟我的似乎有點不一樣，終於到達旅社的時候，太陽已西下，甚至連一點餘光沒有了。辛苦是辛苦，但是我也不在意，那年旅遊的過程中什麼都含有新鮮的滋味，況且由於可以用第二語言來了解陌生的看法與經驗，我也獲得了一種成就感。不過，有些交流情況留下來的印象尤其深刻，至今引起不少反思。 在陽朔，我每天去一家包子攤吃早餐，跟老闆娘隨便閒談，她不免問到我的中文名字，沒多久沮喪地提起張國榮與他的自殺案件。 「我還是想念哥哥。」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的暱稱，引起了不少好奇，聽起來這位女士跟他有頗為親密的關係。 「你是他的粉絲嗎？」 「對啊。」 於此老闆娘開始描述一些張國榮的電影與經典歌曲，儘管我對他的作品沒有那麼熟悉，但是猜得出來她記誦過不少他的台詞和歌詞。 突然老闆娘問我：「他是喜歡男人的，你知道嗎？」 我猶豫了一下，暫時無法回答，像聲帶冰凍似的，找回聲音的時候，假裝淡漠。 「哦。不知道。」 「我覺得沒有問題。我還是喜歡他。」 我對這個對話的記憶非常清楚有幾個原因，最重要的是我怎麼不知不覺陷入了我當時最害怕的話題。同性戀所謂的「櫃子」很難給人解釋，因為解釋需要用語言，而「櫃子」的勢力依賴語言的缺乏，表達的不可能。還住在櫃子裡的時候我無法說出「gay」這個詞，遑論把它寫下來。櫃子唯一的規則是「避諱」，禁忌的詞語與話題數不勝數，雖然我一直循規蹈矩，還時時刻刻害怕會有人揣測我的秘密。是的，我曾經看過《霸王別姬》，知道張國榮飾演的程蝶衣是喜歡男的，但是沒想到張國榮本身也是。由於老闆娘的揭露，我才撞到了在櫃子裡的模糊邏輯：如果繼續用「國榮」這個名字，也許會有人覺得我是同性戀，而如果放棄的話，就等於對自己承認我是同性戀。 儘管當時還沒讀《道德經》，我對「無為」還有種膚淺的理解，以為是最省心的途徑，因此沒有改變我的中文名字，每當有人問我是否喜歡張國榮，我都假裝無知，問這個人物是誰。可是那年夏天，在上海、青海、甘肅、湖南、好像每一個地方都有張國榮的粉絲，他們一碰到一個叫「國榮」的老外就有好多話想分享，甚至有不少（大多是女的）會間接提到哥哥的性取向。我這樣不停地聽， 聽，聽別人談到張國榮與他的戀愛對象，逐漸習慣這個話題，也使我的好奇心重新綻開了，腦海裡琢磨琢磨，琢磨的就是這個張國榮到底是誰，不久開始主動問人。 至此要說清楚一點，「國榮」這個名字不是唯一讓我出櫃的催化劑，那太簡單了，櫃子的束縛逃之不易。對我來說，初戀的影響應該更大，其實跟張國榮還有所關係，因為我走過了無數同志們也經歷過的特種妒火地獄：眼看我愛上的男人愛上我們共同認識的女人，經過這些事之後不禁回想到《霸王別姬》。至於我的中文名字的影響則比較微妙，亦輕柔一點，像童年的玩沙模型工具似的，雖然已經有具體的形式，但是形式只是一個起點，可能性好多，可以用這個預定的形式來製造你的理想沙堡。「國榮」這個名字也是一種起點，讓我通過第二語言探測我之前不敢用母語談的一個話題，通過聽其他的人懷念那另一個「國榮」來反思我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十年之後，我有一些朋友指出我的生活似乎在幾個方面受過張國榮的影響，我在香港住了五年，學了粵語，現在研究香港電影，去卡拉OK的時候不時唱廣東歌，則都是巧合而已。我想到張國榮的時候，想要的不是更像他，而是更了解他。不過現在聽別人說出「國榮」這個名字的時候，想到的人不是張國榮，而只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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