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很多年輕的研究歷史的學者來説，「The Archive」（檔案室）是一種要求大寫字母、粗體字、字體比周圍的詞大幾倍的概念。從這個角度來看，「The Archive」跟田野調查學者的「Field」很類似，就是説，在許多年輕學者的腦海裏，這兩個詞都成為一種神話。一提出「The Archive」，就會聯想到恆溫無聲的知識殿堂。面臨眼前的研究困難時，年輕研究者能透過「當我終於來到 The Archive」或「當我總算能出去做我的田野研究」這種説法安慰自己，也可以當成給自己的一種承諾：未來的努力一定是一種萬靈丹，未找到的文件、圖像或東西無疑會同時成為萬能鑰匙和破案關鍵。
實際上，我們都知道，檔案室裏的研究不是這樣運作的，田野研究也不是。可以找到破案關鍵的記錄是千載難逢的現象，更不用説要找到存在於幻想中的萬能鑰匙了。現實中，當我們在檔案室研究時，我們有的時候找到的不是未知或還未能辨識的資料，反而是一種反映出我們自己的生活的哈哈鏡，雖然可以認同鏡子裏反射出的我們，但是鏡子的角度也給我們帶來完全不熟悉的視角。還有，讓人更驚訝的就是，這些自我認同的經驗常常在最意外的情況下才會出現。
我沒有受過歷史學的訓練。結果是，開始做檔案研究以前，我對檔案室裏的環境有非常浪漫的想像。在腦海裏，檔案室的建築是一種教堂，裏面都是陰暗、沉默的研究房間。想像中光顧檔案室的人跟教堂祈求者有點類似，來到檔案室就希望能改變研究的命運。檔案室人員有點兒像修女和修道士，他們最優先的目的就是保護檔案室裏寶貴的材料。如果跟那些人好好相處，謙遜地拜託，他們可能會很嚴肅地讓你看到那些不可不看的文件。
根據我的經歷，檔案室的現實有點兒不一樣。檔案室不是又陰暗又浪漫的建築，反而似乎因爲政府減少開支就使用七〇年代設置的、不斷地發出嗡嗡聲的日光燈。光顧檔案室的人不是祈求者，可惜是學者。學者一般來説有三種：第一種具有誇大的妄想；第二種受到嚴重自我懷疑的影響；第三種在這兩個狀態之間交替著。最後，檔案室的人員絕對不像修女或修道士，實際上，他們下班之後更愛去酒吧喝一杯，彼此比較刺青那類好屌的事。
以上討論到的事都以假設學者仍然必須「去檔案室」做研究為前提。像 Lisa Gitelman 等學者最近的研究提醒我們，學者之所以對「文件」感興趣，不只是因爲他們對内容感興趣。的確，在她所寫的《Paper Knowledge》裏，Gitelman 幾乎忽視文件的内容，反而注意到文件的媒介：日常生活中普遍的表格、通知單或紙條對現代社會記錄方式的影響為何？（如果你在國外碰過填表格的困難，你會瞭解 Gitelman 在講什麽。比如説，我的朋友姓黃，英文翻譯成 Ng，不過，這個朋友去銀行開戶的時候，電腦系統通常會說：「姓太短了」，要求她增加字母的數量。在這種情況下，因爲當今記錄系統的缺點，這種訊息在未來的檔案中就沒辦法出現。）結合在一起時，這種很平凡的記錄組成一種到處都有的檔案，可是，如果我們想接觸這種檔案我們大概不用去 The Archive。
有一些檔案也不會留下具體的遺跡，或者它們留下來的痕跡是一般人認不出的。對 Diana Taylor 來説，雖然現場表演是過眼雲煙，但它是一種體現的知識，這種體現的知識是可以傳給後代的。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這也是我們都能透過直覺瞭解的——某一天去看推特上的一個推文或 YouTube 上的一個影片，隔天就消失了，這大概是我們都經歷過的事，對吧？（切記：如果你想靠網路來研究某一個主題，一看到重要的材料，就得立刻下載或截圖。）
最後，即使你有機會掌握學者夢想中那種具體的、塵封的、發霉的檔案，你仍然很可能不會去 The Archive。例如，我在臺灣發現最有趣的「檔案室」之一就是 …… 欸，你自己看看吧！
這個收藏的内容包括東華大學退休的音樂教授李忠南的雜誌、樂譜、舊的音樂會節目單、甚至有一些幾十年以前的電費帳單。這些資料都很豐富，但也沒辦法在這裏舉行傳統檔案室裏的儀式——開始使用材料前沒有牛津大學圖書館般的莊嚴宣誓，不用透過特別的電腦系統查詢館藏，也不用填表格來申請或收取材料。連一個館藏指南或索引都沒有！這算是「The Archive」嗎？我怎麽知道呢？但是對我來説，夠好了。
這篇文章越來越偏理論了。標題裡的 Indy——印第安納波利斯——到底在哪裡？談到東華大學的檔案之後，我終於能提出 Indy。
想像一下這樣的場景：我在「The Archive」裏忙著，探尋著未知或未認識的信息，不知道這個未知的信息到底是什麽樣子，但我已經確定了，它肯定是未來事業永續的基礎。（換句話説，我在圖書館樓梯井中拍著一些舊雜誌的照片。）
如果時間非常趕，我一天之内能拍兩千到四千頁。即使我在東華大學沒有拍那麽多照片，我還不能說我很仔細閲讀每一頁。然而在每一個咔擦之間的快門，還有赫然映入眼簾的事。
我的視線這一次停留在一本雜誌上，就是臺灣《音樂雜誌》1958年發佈的一期封底。在封底上的照片中有某一個國樂團，照片有點模糊，但樂團後面的背景寫著幾個清楚的字：Musical Salute to the City of Indianapolis, USA（向印第安納波利斯市的音樂敬禮）
欸欸欸？！
我共你講，我的研究常常觸及到政治，尤其是臺灣和中國政府歷史上策略的因果關係。老實説，如果要選一座城市去找這類資料，我不會選擇美國中西部印第安納州的印第安納波利斯市。
我並非對印第安納波利斯沒有什麽印象。我最後一次去那裏是爲了參加我堂姐的婚禮和喜宴，婚禮在印第安納波利斯壯觀的公立圖書館舉辦。但堂姐的喜宴也不是我在印第安納州最早的記憶。我小的時候，是書呆子，再加上是住國外的酷兒孩子，所以童年時，很多人不曉得怎麽跟我相處。
而 Charlie 叔叔並不是這樣。他家離印第安納波利斯市一個小時左右，我去印第安納州看望他們的時候，無論是開玩笑還是很有耐心地聽我説的話，叔叔一直都知道怎麽跟我互動。某一年，我跟我的堂姐堂弟一起上印第安納州國中。這個記憶現在相當模糊，我甚至記不得，我跟親戚上了一天還是兩個禮拜的課，但我又有非常清楚的一個記憶：我不會背誦美國效忠誓言這件事讓所有的學生和老師大吃一驚。他們同樣讓我大吃一驚，因爲我從來沒看過那樣的一個鏡頭——就是説，數十個盯著平淡無奇廣播系統的少年人，都在機械式地背誦——給我看到另一個世界的感覺。
長大之後，叔叔已經走了，我也沒有我應該的那麼頻繁去看望叔母和堂姐堂弟，但到最後我每一次跟叔叔見面，他一直都對我的職涯和小事感興趣、熱情地支持我。他也一直關心我，一直能接受我的一切。我感激不盡。
總之，你大概看得出來，在我應該努力地尋找我未來可以依靠的破案關鍵時，我卻陷入回憶中。我應該怎麼反應呢？當然要繼續研究印第安納波利斯啊！
我之所以要繼續研究這個話題就是因爲《音樂雜誌》裏面的文章其實沒有解釋，封底到底爲什麽有國樂團在寫上「向印第安納波利斯市的音樂致敬」的布幕前面演出的照片。因此，我決定去查找《印第安納波利斯星報》數位化的檔案來尋找更多細節。碰巧的是，印第安納波利斯交響樂隊 1956 年 1 月 8 日已經演出過「Salute to Taipei, Formosa」（向福爾摩沙的敬禮），交響樂隊把音樂會的錄音寄到臺灣，這個錄音會在臺北電臺播出。臺北國樂團其實是住在臺灣「暫時」首都的音樂家感謝美國交響樂隊的方式。
在讀《印第安納波利斯星報》時，我又注意到另一個細節。在 1956 年舉辦的音樂會中，小提琴獨奏者叫 Eric Rosenblith。如果你對這個名字不熟，我可以理解（雖然國立交通大學的一位音樂學教授跟 Rosenblith 老師讀過本科和碩士）。老實説，我之所以認識那位小提琴家就是因爲我讀本科的時候，我的好朋友就是 Rosenblith 老師的學生。所以我讀本科時，常常聽到跟 Rosenblith 老師有關的小故事：他所使用的教學法、很有魅力的口音以及很多關於他對學生貼心的小故事。
不過，最重要的並不是我認識 Eric Rosenblith 的原因，也不是我跟印第安納波利斯市的關係的來源，而是當我坐在我臺北的沙發上的時候，我同時有機會把三個表面上截然不同的脈絡連結在一起：家庭的記憶、5〇年代的美國報告以及我在新英國音樂學院讀本科愉快的時光。
在我寫博士論文時，我會不會談到這些細節？其實，臺北國樂團演出之後，「台灣省長」給聽衆介紹中國當時的音樂文化。如果有人知道如何找到印第安納州5〇年代電臺廣播的錄音，我會很樂意談到這件事，要不然，大概不會。
很多人一聽到「博士論文」，就會聯想到非常抽象、超級專業的學術研究，也會覺得，「所以呢？我們真的要擔心這樣的問題嗎？」説實話，我也可以理解這樣的態度。我爲什麽應該在乎幾十年以前幾乎沒有人記得的一個表演？
但是，「爲什麼要在乎？」這個問題恰恰是必須凸顯自我之處。研究的過程一般來説能讓人覺得很孤獨，因爲瞭解學術界的人很少，跟已經有家庭、事業或房子的人交流就可能讓這種孤獨感更加惡化。檔案室不僅提供事實，也可以提供新的視角。我去東華大學以前，如果你問我，我在臺灣的研究、我住在印第安納州的家人以及在新英國音樂學院的經驗之間有什麽關係，我就會回答，幾乎沒有。
去東華大學之後，我突然意識到，這三個脈絡不是我生活中毫無關聯的線索，而是描述我生命文氏圖（Venn diagram）的第三個重要區塊。看整個文氏圖的時候，有的時候看不出來，這幾條線索在哪裡有交集，但這些線索確實讓人吃驚。李忠男老師在東華大學的檔案正是那個讓我更瞭解自己生活不同面向交錯的地方。
於是，下一次再被問：「誰在乎？」我就知道我會怎麼回答。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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