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台灣人閒聊時，常有人說「你的中文很標準！」恐怕這一句客氣話意在言外，意味著「你講國語的腔調聽起來並不像我們台灣人」。那麼，什麼是「標準」？究竟是誰的標準？ 當然，什麼是「標準」，從來不是一個中立的問題。白國榮的研究起點，也可以追溯到他自己的語言經驗：小時候因「說話不『標準』」被送去語言治療，因而對口音早就培養出敏感度。這種敏感度伴隨他進入高中開始學中文；儘管當時詞彙量有限，教師們還是經常稱讚他非常「標準」的口音。後來，為了拓展詞彙量，他到北京繼續學「標準」中文，但不久，再搬到廣東、香港，漸漸意識到，這個「標準」並非一致！然則，他還是根據環境而調整了自己的口音。 之後來到台灣，他口音果然又變了，幸而彼時，他也不再像小時候那樣被粗糙、愚蠢的批評所擾，如今卻認為，口音是生命經驗的印記，沒有絕對標準。這段經歷讓他對自己研究的核心問題，即電影中的聲音及其政治涵義，依然特別敏感。 他指出，「國語」在台灣從來不是理所當然。國民政府來台後推行國語，但在此之前，台灣已是多語社會：日治時期學校教日語，家中用台語、客語或原住民族語。二二八事件後語言控制曾短暫放鬆，但一九五〇年代中期起，校園與廣播再次嚴格推行國語。問題是，幾乎沒有人天生會說標準國語。 然而在電影領域，五、六〇年代台語片仍相當盛行。直到七〇年代，製作轉向後期配音，才出現明顯轉折。配音成為主流有實際考量：省錢、加快拍攝，更重要的是能「修正」演員的國語發音。當時許多影人南腔北調，配音成了語言標準化的最後防線。但代價也很大：聲音缺乏臨場感，觀眾反覆聽到同一批無名聲優，而且抹去了演員真實的腔調。 不久，台灣電影業挑戰這套配音主流並嘗試用演員真實的聲音，也因而引發辯論。例如，山東籍的林青霞被認為「腔太重」，所以苦練「標準」國語——這是否危害其真實性？而當紅男神秦漢忽然被批「聲音太尖、太孩子氣」，這出乎當時粉絲的意料，更不用說違背了他們的期望——這麽做帶來的結果是否值得？關鍵問題隨之浮現：即使並非每個人皆說標準國語（或有低沉磁性的聲音！），那麽電影應否反映人生？白國榮也提出一個極具啟發性的例子：如果要拍攝蔣中正的傳記片，他本人並不說「標準」國語，倘若使用標準國語配音，豈不是無法恰當呈現他的真實形象？何謂忠實、何謂扭曲，哪位有資格去決定？ 這些問題，正是白國榮的研究關鍵。對他而言，語言沒有固定不變的答案，詞彙、腔調帶有的意義色彩總在流動，事物之間彼此相關。人們常常渴望某種「真實」或「道地」的感覺——例如問一部電影的翻譯「好壞」——但白國榮更感興趣的是：這個翻譯本身說了什麼？它所反映的，又是誰的標準、誰的權力？同樣的，當人們爭論某種語言是「方言」還是「語言」時，他認為這問題往往政治性多於客觀性。他堅定地拒絕分類，他追問的，反而是圍繞語言發生的故事，例如人們如何在各種語言之間跳躍、語言如何滲透進日常生活的肌理，又如何成為身分認同的戰場。 總之，由台灣電影史可見，銀幕上、馬路上，或任何他方的聲音真正的真實性在於其所承載的複雜卻必要的身世。至於筆者所謂的「標準」中文，無論這句話是否僅僅為客氣話，無論在台灣、北京或其他任何地方，被稱讚者大概遠遠不會被誤認為母語者，對我來說這都無所謂，我猜對白國榮來說亦如此，因為我這個腔調，便是隨著坤之生涯歷程而生的。 身為校友，白國榮向ICLP同學也提出一條建議：無論語言學習已到哪個階段，試著走出國語的舒適圈。接觸台語、客語或任何陌生腔調，你才會理解所謂「標準」從來不過是多元中的一種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