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川普2.0時代下的台美中關係」為題，台大徐教授以豐富的統計資料來解析外界如何理解台灣民眾的政治意識形態。徐教授甚至特別強調，多年來西方媒體往往都習慣將台灣的選舉看成台灣民眾親美或親中的指標。

　　演講結束後，我把握機會向徐教授請教了幾個問題。他不僅糾正我理解上的不足，也耐心地為我解答疑惑。

　　根據我所理解的，隨著2000年前後所謂本土化教育的提倡和實施，民調的結果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支持統一者」的人數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令人好奇的是，在2018年支持統一的人竟然增加了3.5個百分點。也許是因為我個人過去從事分析工作的習慣，我特別注意到2018年前後數據的變動，因此向他提問：從2018年長期支持逐漸統一者人數的明顯增加，是否可以看出有所謂「抗議性投票者（protest voting)」的傾向？

　　徐教授的解釋是：在台灣的兩岸關係龐大的文獻中，當然出現過可能偏向情緒發洩、理智思考成分較小的行為，不過任何國家的選舉中都會有這種情形。

從大罷免到日本選舉：

　　也許是我過去的老本行是從事企劃工作的緣故，我往往習慣關注數據的起伏幅度，因為藉此能夠理解發展情況。但是徐教授的提醒，讓我再次意識到，民意並非總是邏輯嚴密的合理依據（Rationale）。

　　因此，基於對選舉結果與民意關係的關注，我想進一步了解台灣的罷免制度。在2024年中，由公民團體自主發起的罷免的公投運動，曾引起軒然大波，被稱為「大罷免潮」。當時在「朝小野大」的政治局勢之下，大罷免的公投受到普遍的關注。罷免的投票時間集中在2025年7月26號前後，針對在野勢力所提出的32案罷免的結果並未成功。果然，大罷免公投的結果不再像2020年罷免時任高雄市長時那麽順利了。

　　總統選舉後未滿一年就又進行了罷免選舉，讓我產生了一個疑問：選民是否有足夠的時間觀察前一次選舉所帶來的影響？

　　一連串大罷免潮的事件，讓我聯想到2026年二月份在日本舉行的眾議院選舉。2025年10月啟動的高市內閣憑藉其居高不下的支持率，出乎意料地，竟然在僅僅三個月之內就決定舉行眾議院選舉。結果，執政黨與其聯盟贏得了國會三分之二的席次。這次的日本改選與台灣的罷免制度並不同，但兩者都讓我產生了類似的感受：民主選舉是否已然成為一種影響政治形成結果的手段？

我們的民主宛如熟透了的柿餅：

　　我不禁思考台灣與日本的民主現況，與其說成熟倒不如說像是熟透了的柿子。從諸多日本民眾的角度來看，台灣居高不下的投票率常被視為有活力的民主，相反地，不少台灣民眾則認為日本政治較為穩定。但是我發現兩者之間的一個共同點：就是選民還來不及評價前一次選舉的結果，就再度被捲入下一波選舉浪潮之中。

　　如何在維持民主活力的同時，讓選民有足夠時間檢驗政治成果，或許是日本與台灣都值得深思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