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時候的家裏，一進門就可以聞到家的味道，像茶葉蛋和鮮烤的麵包混在一起。我們有一段時間住在加拿大的一個小鎮，小學朋友常說我家有「中國」的味道。但是，我們家裏所有的牆壁都是空白的，連一幅繪畫都沒掛在牆上，我從幼兒園帶回家的「手指拓印畫」也被媽媽收起來了，不許它露面。從小到大，我們家到處租房，每幾年跟著爸爸的工作搬家，一共搬了八、九次，每次搬出去跟搬進去一樣，牆壁都是空白的。

　　我十一歲那年，我們從加拿大搬到美國佛羅里達州的一個小鎮。搬家的過程很痛苦，我過了好幾個月才適應了新的環境，這裏的小朋友都說西班牙語，也都看不起我穿的衣服。那一年，爸爸做了一件讓我驚訝的事，在客廳牆上錘了兩個釘子，掛上他之前在加拿大的兩個車牌：一個是從我們剛賣掉的小轎車拿下來的，上面寫著大大的「安大略」；另一個是從我父母第一輛車留下來的，上面標著「魁北克」。

　　十一歲的我想不通爸爸為什麽會把這些有凹痕的破舊車牌掛在牆上，那時候家裡的牆上一張照片都還沒有掛上。我曾經勸父母讓我粉刷牆壁，可是沒有用。每當我朋友問我為什麽我們家牆上只有一些沒有用的車牌代替藝術品？我回頭也想問我爸爸，他怎麽會這麼欣賞這些車牌呢？我十多年以後才能解讀他的答案，他用上海話說：「你娘跟我去了好多地方。」

　　作爲移民真不容易，這是我近幾年才開始深刻地意識到的。其實，我是通過這些車牌才開始理解爸媽他們的移民歷程。每張魁北克的車牌有一個標語，翻譯成「我記得」(Je me souviens)。移民到魁北克是我媽媽第一次坐飛機出國，從上海的黃梅天到蒙特婁的冰雪地。十一歲的我還不懂事，但已經感受到這些車牌所帶的回憶包含著不少的苦難。我後來發現那年爸爸把車牌掛在牆上也象徵苦盡甘來，我們終於遷徙到美國，家境也更加穩定。

　　近幾年，日本出口的極簡主義生活方式廣爲流行，例如Marie Kondo所教導的斷捨離模式，所有用不到的東西就應該丟掉，清潔空間就等於清潔個人的複雜感情和憂慮。但是極簡主義的普及也許反映了我們社會傾向個人主義，因而帶來的焦慮與疏離。如果我們家沒有保留這些車牌，我也許不會問它們的來源甚至我們家庭所經歷的移民歷程，也無法通過這些車牌更深刻地瞭解我爸爸。給我們帶來憂慮的不是家裏七零八碎的東西，反而是跟這些東西的背景、故事、來源的脫鈎。

　　去年寒假，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去美國南部公路旅行。我們一邊開車一邊唱歌，高速公路的速度把我們的頭髮吹成鳥窩一樣。突然，我們被當地警察追逐，要我們靠路邊停車。驚恐當中，一位員警看到了我朋友後車廂放的幾個舊車牌，提醒她在美國，保存他人的車牌也是非法的，透過車牌的號碼也能夠解開陌生人的身份。幸好，警察最後放我們走了。我的朋友說她要扔掉這些無用的車牌，但我卻反對，她像我一樣搬了好多次家，怎麽能丟掉這些歷程的證明？我們未來若要敘述這次遇到警察的故事，還有什麽道具可用？

　　我希望能記得保留一些類似的身份經驗證明，不是為了讓未來的我回憶過往的日子，而是讓未來愛我的人觸及我的過去。現在覺得明明用不到的東西，也許會成爲未來的寶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