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0日，明尼蘇達大學亞洲語言與文學系主任，同為ICLP校友的周文龍（Joseph R. Allen） 教授向ICLP的同學發表了關於臺北城市大門的演講。周教授從城市社會學的角度來分析臺北兩百年來的空間變遷，以及如何反應社會與政府對於城市的期望。

        台北由晚清朝代的邊緣城市到日本帝國規劃的代表城市，又轉而為民國時代國民黨逃難流放的城市，再蛻變至現代臺灣政治與經濟的核心，更是名副其實的國際性城市。臺北市短暫的歷史反應了東亞地區兩百年的急遽變遷。由於城市大門劃定了城市界線，從而塑造了城市「內」和「外」二元分野，周文龍教授認為這些城市裡的符號給學者們提供了領略臺北市的新興視野。

　　城門作為城市力量的符號這個概念有著豐富多彩的歷史背景。在中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故宮的天安門，該建築自古以來代表了天上以及人間的接觸點，據此強調皇帝的天命與權力。清朝政府被推翻以後，天安門還保留下來，它的代表意義是：二戰日本國軍敗北之後，民國政府在天安門上掛了蔣介石的畫像，後來1949年又被毛澤東的畫像取代。固然天安門的例子顯然與臺北市的城門有所不同，但是它基本上闡明了符號對國家的自我定義的核心作用。臺北的城牆與城門也反映了臺北居民以及民國政府隨著時間的推移如何改變了他們對臺北市的態度。

　　據周文龍教授介紹，臺北的城牆最早在清末建設。當時，臺北市大部分的地區寥無幾人，因為臺灣島北部的人口集中在城牆外西部和北部的地域。當日本帝國軍隊佔領臺灣時，日本殖民者期望透過臺北市的重建反映出國家的力量，以及前衛的西化政策。他們以巴黎為樣板拆除了就有城牆，修築了寬闊的大道。儘管當時的城市居民對於地方政策沒有任何決定權，但是城市的知識份子以及大學生都強烈反抗了當時拆除城牆大門的計畫。從此以後，地方居民面對巨大的威脅，仍堅持保護自己的城市古蹟，其中之最莫過於城牆。

        直至戒嚴時代，國民黨政府正如臺灣島的前統治者般，計畫拆除城市北門以利修建公路，但居民的抵抗又迫使市政府改變方向。如今，臺北市民對城市的自豪感激發了輿論對城市的保護意識。以家喻戶曉的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為例，此地區儼然成為城市近代文化以及歷史中心，從而保證了城市對其投資與保護政策。

        我們十分感謝周文龍教授給師生們帶來如此豐饒的歷史文化饗宴，也讓我們對台灣與台北有更深刻的理解與體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