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二十世紀登上了世界歷史的舞臺，可是持續處於國際社會地位的最底層又引起了這個民族的憤怒、抗議情緒與無奈感，與此同時，幾十年來國內的政權爭奪與戰爭也持續惡化，〈愛國運動與求學〉的議論便是由此開展的。帝國主義的勢力四面侵略着中國，似乎已經威脅到了國家的存續，使民衆十分窒息。在此情況下，胡適定位的「人情之常」的感情反應又使身處群體中的個人突然成了政治方面的窒息與國家恥辱的體現。因此，大凡遊行示威的運動由個人的身體，他的活動，他的一些「缺乏理性的表現」 已不復自主。這便是抗議的悖論：外在的情況是遊街，這固然是由個人行爲產生的，但個人的一部分已屬於外界的組成，已留存在「民氣」之中。這同胡適的解讀仍有差異：這並不是個來自本能的感情發泄，反而是從全國突然體現出的種種羞辱與障礙所引起的動力。這個體現的力量迫使個人行動。社會大衆同時產生的體會就以民族的「運動」，體現了一個充滿衝突的社會需要大量集中性與感情上的付出（是一種精神「勞動」），個人不免犧牲他原始自我的一大部分：也就是說，個人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存給了社會，是抗議精神的鑄造過程。

　　從個人操作角度來看：精神的建立往往發生在運動之前。若是這些愛國運動參與者都是認真的，我們可以再次討論胡適先前指出的例子，從而用另一個角度來分析。在牆上書大字的人確實可能回家安心睡覺，自覺得意，但事實上，他也已對此運動作出了貢獻。他的貢獻不在自我解嘲，大聲的發表「我已建立了愛國的精神！」 而在這個人敢在北京大街中貼字條，敢來到既危險又混亂的現場，並願意看見民族無奈的真相。他最終將會同樣體現一切。隨着日復一日的運動的發展，「民氣」以「波」的狀態漸漸變化，他不免不停的修正自身對於事態的評判，運用這些新閱歷而鞏固其愛國精神。這個付出是誠懇的，且並非完全以利益爲重心。

　　至於相似的抗議運動能否持久，答案還涉及不到「事業」與「性格」的作用。這種充滿動力的精神（無論救國，改革或革命）與教育或性格無關。事實上，最偉大的革命人物並非因為受到過「革命」的教育，也沒有去尋找過其性格如何配合「救國」事業。海地的解放領袖杜桑‧盧維杜爾（Toussaint L'Ouverture）前半生是一位完全不引人注目的普通人物，直到四十多歲才參加海地的革命運動。在此之前，他就是管理馬車的一名奴隸，未曾上過學，未曾接受過軍事戰術或隊伍管理的教育，甚至於一輩子都不認字，不會講標準法語。持續了整整十二年的革命奮鬥 （相關技能與知識都是他後天所學的），盧維杜爾從來沒有搖擺，海地的「民氣」也沒有消滅。相比於十八世紀的海地，二十年代的中國社會有其複雜性，但在這個變動激烈的時期，胡適卻彷彿認爲學生與民衆的公民義務有所不同。

　　總而言之，胡適的看法意味着救國精神是一種潛在特徵，是可以推遲的。因此，鼓勵學生用一種先上課後救國，將救國當作未來事業的「做法」。但長期地跟持續不斷改變的社會徹底脫節勢必會使學生的精神乾枯，導致學生們走到無法理解、無法評判社會真相的地步。除此之外，一位已體現過國家四面的障礙與壓力的個人是無法返回從前的狀態的：由於這個新精神的產生，他已化爲社會民族氣氛的一部分了。這種新自我的出現需要社會現場的餵養。這種精神且如一條有機的小生命，需要一陣適應的時間，需要氧氣。反之，強迫他將自己關進書房可說是任他窒息而死。日後，無論這位成熟的學者多麼適合實施一些具體的貢獻工作，他遲早會發現以前所歸與的那個「崩潰」的社會其實已經拋棄了他，而他唯一的選擇就是無奈地從遠處旁觀。到頭來，社會的好轉或惡化都不屬於他了，他也無法再次完全融入進新的社會了。這些蒙著眼睛的學者只能活在流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