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廷黻：「一寸光陰一寸金：個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蔣廷黻對近代化之迫切性的比喻語頗雋永、耐人尋味。根據作者的觀點，19世紀中葉中國所遭遇的挫敗與過錯不少，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近代化進行地太過遲緩，因此說鴉片戰爭與北京條約之間二十年守舊排新的時期是徒然荒廢掉的寶貴光陰。

　　中國如此裹足不前是一回事，不過究竟該如何振作起來、如何建造從食古不化的傳統社會延伸到效仿外人之新境界的過渡橋樑，則另當別論。既然如此，北京條約簽訂之後的中國所面臨最為艱鉅的挑戰為如何施展近代化，換言之，所謂的「近代化」將以何種形式被付諸實踐？

　　近代化此概念本身含糊不清、實現路徑也頗豐而不一，19世紀下半葉，曾國藩與洪秀全為兩種不同解讀之代表。曾為士大夫式「體制內」改革之領袖，洪則為民間式「體制外」革新——即太平天國運動之領導，曾以洪為放蕩不羈、圖顛倒社會秩序者，洪則以曾為沈浸於維繫舊社會之「妖人」。二者思想上與社會意識上的交鋒足以表明社會既得利益者與往往被蒙在鼓裡的民眾所主導的維新方向有著鮮明的分歧。

　　平心而論，儘管曾國藩為士大夫與滿清當局的維護者，其進行的改革對社會整體不至於毫無實際作用，他致力於引進外人較為先進的戰術技巧及技術無疑對中國文明是一種提升。不過，稱曾國藩「刷新舊社會」的事業為「革新」，又似乎言過其實，由於他不敢挑戰社會掌權者，其近代化的範圍侷限於體制內，而此體制之背後推手不外乎中華至上的意識形態，因此曾國藩只好配合偽革新，懸與外人並駕齊驅為鵠的，以便使得中國錦上添花，但其對社會該剷除的弊端卻視而不見。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洪秀全「企圖建新朝」的革新。洪秀全不倫不類的世界觀本來就使他稍嫌突兀地超出了傳統社會的框架。洪秀全雖受過較好的教育，但由於考秀才失敗了兩次而心生怨恨，而他應試時剛巧碰上了一位耶穌教傳教士，深受啟迪，故下決心以帶有宗族觀念色彩的革命來推翻並取代「妖術盛行」的滿清政府，且跳出朝代社會結構的窠臼。

　　後來所形成的太平天國運動雖有相當的作為，但最終停滯於理論之層次，其計畫與主義均未能充分地實現。不僅如此，洪秀全極虛偽與激進的宗族觀念使社會陷入混亂、借太平天國之名的土匪趁火打劫地肆虐了舊社會之「餘孽」，包括寺廟與偶像。此行為儘管頗有可議之處，然洪秀全試圖對將人民扣作舊社會之人質的滿清給予反擊是值得讚揚的。

　　總而言之，隨著外國文明的發展，既珍惜文化之純粹性又擔心在國際上式微的中國走投無路了，迫不得已只得向外人看齊，否則終將望塵而莫及。然而，根據上述能初步地了解，對於歷史悠久、文化燦爛的中國而言，進行任何形式的近代化並非易事。曾國藩的近代化藍圖也許不夠徹底、停滯在守舊的文化之中，但洪秀全逆歷史潮流而動的革命則極端到時人唾棄的程度。或許讀者從曾洪二人之案例該領會的道理便是進行任何大規模的改革，只著眼於治標是無藥可救的致命傷，但過於極端的改革恐怕也會適得其反。名副其實的改革者該循序漸進地致力於治本，也該懂得革新無法立竿見影，須走過一段漫長的路才能見到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