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 1994 年所拍攝的《飲食男女》是一部探索多樣話題的電影，其所呈現的主題和內容包括了台灣解嚴之後的世代差異、當代女性的職業機會和困難、創傷症候群等。這些話題都涉及了當時台灣翻天覆地的變化，透過人物之間的關係，這部電影也描繪出一個正在轉型中的社會樣態。

　　一般來説，「轉型」這個詞並不意味著永久的狀態，而是意味著一個過程或方向。如果某一個事件在轉型中，那麼它應該正從某一個地方走向另一個地方。不過，在這部電影裡，台灣的社會無法逃離這個轉型的狀態，觀眾每一次看這部電影就會重溫一次那時候的記憶。換句話説，由於這部電影的獨特性，「轉型」這個暫時的狀態變成了台灣在電影中的永久特徵。在這篇文章裡，我想探析一下電影和記憶的關係及電影對記憶的影響。

　　我應該先説，「文化」或「社會」都不是固定的。的確，自20世紀70年代來，有愈來愈多學者認識到，「社會」和「文化」一直以來都在轉化的過程中。不過，一般來説，社會發展的速度很慢，一般人不會注意到社會正在逐漸地變化，甚至於著名的學者——例如人類學家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或社會學家艾彌爾·涂爾幹(Émile Durkheim)——都認爲，「文化」根本上不常改變。所以，我在這裡討論的現象之所以算是獨特的現象並不是因爲社會在轉型中；其實，我們的社會一直以來都在改變的過程中。

　　如果社會一直在轉化的過程中，我為什麼要强調《飲食男女》裡的轉型呢？因爲當時社會改變的速度快到足以讓一般人意識到變化的過程。藉由老朱一家人的衝突，李安揭開並强調了當時社會變化所造成的代溝和矛盾，同時讓觀眾意識到那個時代中的社會變化。不過，談到電影對記憶的影響的時候，這並不算是最重要的一點，最值得提出的一點其實是電影本身的拍攝技巧。

　　一般來説，當我們回顧過去的時代，我們會記得什麽呢？可能是我們那時候的希望、情感、困難等等。不過，我們也已經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麼事，這個認知一定會影響到我們的記憶。如果當今的台灣人回顧1994年，他們可能會記得四小龍時期的經濟發展、那時候的性革命和女性主義的運動、職業要求的變化等等諸如此類的現象。不過，他們也已經知道，這些現象在他們的生活中創造了哪些結果：台灣目前的經濟條件如何，性革命對他們的長期戀愛關係帶來了什麽樣的影響，也已經知道這些社會運動是不是成功了。

　　當我們看像《飲食男女》這類的電影，情況有點不一樣。因爲電影是在那個時期中結束的，所以老朱永遠不會知道家寧的孩子長大之後會有什麼樣的工作，家倩永遠不會知道去阿姆斯特丹對她事業的影響，錦榮永遠不會知道梁伯母會不會接受她和老朱的婚姻。並且，他們在拍攝這部電影的時候，連扮演老朱、家倩和錦榮的演員都無法預見台灣社會的未來。如此一來，當我們每一次看這部電影，我們不僅僅再次複習一個讓人感動的故事，而且會跟著電影裡的人物重溫那時候的希望、困難和不確定，這全都拜攝影媒介的特質所賜。

　　攝影技術能讓時間定格在某一個瞬間，電影技術也能夠讓那些瞬間復活。從這個角度來看，連話劇都替代不了電影——比如說，如果我們今天去看《飲食男女》的話劇版本，舞臺上的演員都仍然是當今的人士，不是故事那時候的人。可是，無論我們哪一年看這部電影，電影裡的人物都依然是1994年那一年的人。李安拍的這一部電影的一個特點就是，他利用電影技術的能力來把台灣社會轉型的時期變成一種永恆的記錄。於是，這個導演不僅僅給我們帶來了一個討論藝術作品的機會，而且也給了我們一個進一步去思考電影這個媒體本身特質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