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中的兄弟鬩牆：魯迅、周作人與改革或革命的隱喻

Sibling Strife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Lu Xun & Zhou Zuoren‘s Competing Metaphors for Reform and Revolution

　　在《吶喊》的自序中，魯迅以鐵屋子的比喻刻劃出他對新文學能否拯救中國人民的疑問與憂鬱。從新文學作家的角度來說，所提出的觀點被無視便是最可怕的一件事。相較之下，遭遇猛烈的批判反而是一件好事——不管多麽激烈，被批評至少證明對方確實關注你。然而，因寫幾篇文章而獲得讀者的關注也並不意味著成功，一種更悲觀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假如新文學能使中國青年覺醒起來，但對當代中國大多數老百姓卻始終缺乏說服力，這豈不是進一步加重那批開蒙青年的痛苦嗎？一場能挽救整個中國社會的運動需要面對極爲嚴峻的阻礙，其脫困之力則需要具有相應的普遍性，以得到整個國家多數人民的支持並藉此來推翻當代所謂的傳統封建制度。若僅以少數知識分子的微薄之力妄想帶領整個社會脫困，此短暫的「啓蒙」就會轉變成一種新的折磨。 　　魯迅「鐵屋子」的比喻相當有名，卻僅有少數人知道魯迅其弟——周作人，也曾經使用相似的「屋子」比喻來表達他對革命能否改善中國社會所持之全然相反的意見。1916年，周作人從日本回到北京，便開始積極主張一種新的改革社會的方法。在日本，他接觸了一群藝術團體的先驅者，武者小路實篤，雙方交往頗深，並也在此社團所建立的「模範鄉村」住了幾個月，因體驗到他們的既和平且又頗具無政府主義特性的生活而深受影響。一回北京，周作人便陸續地發表了幾篇文章來傳達他遊歷日本的所聞所見，並且大力提倡藉由「模範新村」的方法來奠定一種和平未來的基礎。在《新村的理想與實際》一文中，他使用「屋子」來比喻他對改革或革命這兩條路的觀點：「譬如一所破屋，大家商量改造，有的主張順從了幾個老輩的意思，略略粉飾便好，有的主張違反了老輩的意思，硬將屋拆去了，再建造起來。新村的人主張先建一間新屋，給他們看，將來住在破屋裡的人見了新屋的好處，自然都會明白，情願照樣改造了。」[1]由此可見，周作人與周樹人對「屋子」的想法居然完全相反！從周作人的角度來看，與其破毀屋子，不如將它裝修，透過教屋子裡面的「老輩」如何主動地改造修建其住宅進而緩慢地培養其政治覺悟。在他看來，只有透過這種方法才能貼近中國老百姓——魯迅令人又悲哀又寂寞的大聲「呐喊」並不適合中國社會當時的局勢。總而言之，周作人認爲改革這項任務最有代表性的互動便是「建設」，而魯迅則認爲新生的可能性取決於有人能挑起「破毀」的重擔。 　　通過以上對「屋子比喻」所進行的對比，我們能從一種新的角度來分析「呐喊」中的這一極爲有名的比喻。我們可以將魯迅的「鐵屋子」視爲一種間接批評其弟觀點過分理想化的表現。此外，當時，這兩位同住在一所房子的兄弟關係實際上已經開始惡化了。魯迅的「鐵屋子」比喻或許成為五四時期中的一個主要轉折點。自此之後，中國知識青年逐漸分道揚鑣：一群人走向周作人的非暴力之路，而另一群人則轉身走進荒野去，以便尋找一種新的方式使整個國家覺醒起來。不到兩年，周作人所提倡的「模範新村」在北京突兀地出現了。固然周作人本人從未建立過類似像武者小路實篤的鄉村公社，但其理想喚起了不少在北京讀書的年輕人的熱情，而在他們的努力下，1919-1920年間幾個新的「工讀互助團」也紛紛成立。到此階段，周作人原有的概念已經過幾番轉變，從某種具有無政府主義特性的藝術團體，轉型成一種也許能夠徹底改革中國社會的項目。在北京，新工讀互助團組織到處發芽，不僅僅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幾個主張女權主義的女子大學學生甚至也加入組成類似於公社的公共宿舍。 　　那幾群學生的目的便是，透過一起分攤租金賃屋居住，並且共同經營小型商店（比如書店、飯館、洗衣店），提供廉價輔導課，因而能實現某種更公平的集體生活。固然，在表面上，看似並無過度極端之舉，實際上，當時那些工讀互助團的成員皆抱著極爲理想的目的。透過此種集體性的半工半讀生活模式脫離中國傳統社會，並打破其中所固有之不平等社會秩序的結構：封建家庭的束縛，男女不平等的現象，以及大學中的「師與生」之間的權力不均等。若成功，其所謂微小組織也許將來會變成一個理想社會的雛形。儘管其主張過分理想，此批 1919-1920間建立的工讀互助團卻獲得了相當廣泛的支持，不管是為其舉行籌款活動還是在公開場合或是媒體上表達肯定之意，這批人包括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中的不少著名人物——魯迅、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以及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不過，還沒撐到隔年冬天，北京大多數的工讀互助團體即已解散了。從現在的角度來看，走向此種結局似乎是必然，當時卻掀起了一場極具爭議性的辯論，以至於1921年新文化運動的著名月刊「新青年」發表一期專門討論工讀互助團運動失敗之種種原因：文章收入該期的作家包括以上所提到的支持者，以及施存統、戴季陶與周作人。不過眾人似乎沒能達成共識，其所提出的原因多半僅提到「管理不善」與「人際衝突」等此類缺陷。與這些較為一般的批判相比，其爭論當中最有意思的方面則是，這一群知識分子中竟然都全盤否認「工讀互助團」此概念對改革中國社會的效益。除了周作人以外，在每篇文章的結論中，所有作家卻紛紛提出更為複雜的「模範鄉村」、「公社」、「工會組織」以及「藝術社團」的概念。 　　在此階段，周作人對改革之主要意象——「興建」，似乎比魯迅之「毀破」更具有說服力。誠然，從這場辯論中出現最重要的團體之一，便是晏陽初的「新鄉村建設運動」，其原則與周作人的理念頗為緊密。大批學生決心返回其故鄉，將「工讀」的理想付諸實行。他們放棄了原本的革命口號，轉而將他們的力量集中在推廣中國農民識字與推動衛生教育上，並且因而獲得「基督教青年會」以及其他國際非營利組織的支持，進而對中國現代化做出相當重要的貢獻。另外一批人則跟著戴季陶加入了當時的國民黨，參與軍閥時期的內戰，在他的影響下，將「模範鄉村」的構想轉型成一種衛戍防守與在邊疆進行屯墾的一種手段，即派遣大量士兵駐紮在邊境以防止「軍隊土匪化」的現象發生。久而久之，此種在内戰過程中想出來的方法竟轉變成著名的台灣眷村的起源！ 　　然而，在這場「工讀互助團」的爭論之後，另一種群體接續出現。彷彿響應了魯迅「打破鐵屋子」的呼聲，這群人便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成員。正如黃紹谷這名年輕學生在「新村的討論」這篇文章中所說，如果改革與革命不能「並行兼顧時」……便要「翻天覆地，唯鐵與⾎」。這場「工讀互助團」爭論也可說在延安時期深深影響了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戰略。這些多樣化的轉變，不但證明這段歷史時期的重要性，也顯示歷史脈絡的不確定性。一場看似兄弟之間的平凡鬥嘴，最後竟然成為東亞二十世紀歷史最關鍵性變化的縮影。或許，魯迅在《故鄉》中的一句話，最能表達出此世紀的脈絡：「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1] 周作人，「新村的理想與實際」，《藝術與生活》，（1931）: https://www.xuges.com/xdmj/zzr/ysy/4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