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李蕾教授（Professor Leigh K. Jenco）的研究，在大明晚期文學生態中，民間歌謠的政治意義長期被鄙視，往往僅在其是否含有「政治内容」的層面上衡量。然而，李蕾教授認爲，倘若僅以内容是否諷刺朝政、抨擊官吏作爲來作爲判準，便錯失了歌謠在大明所發揮的更深層的政治功能以及文化衝擊。其真正的政治性在於它改變了誰可成為道德實踐的對象、政治感受的主體，以及文化意義的恰當生產者。 晚明歌謠（譬如歌謠、風謠、山歌）多興起於十六、十七世紀，形式上高度口語化，當以地方方言演唱，尤其是吳語。這類作品往往是「只可聽，不可讀」，離開聲音與語境，即失其意義。大量諧音與語義游移，便在書寫時呈現出不穩定性，也就此削弱了菁英透過文本加以規範、定義的能力。如此一來，與一般假設以及傳統史學相反，政治有機體並非限於在朝堂或制度之内發生。這有機體可在各種各樣的「文」之中出現，在日常語言與身體經驗裡反覆被實踐。 因這些歌謠內容涉及性或身體，而引發強烈的道德焦慮，但事實上，有關性的描寫是一大優點，允許非菁英的經驗得以進入可被模仿、可被記憶的文化形式。藉由民歌，男女皆可公開表達欲望、勞動、月經、排泄等身體經驗，這些經驗亦成為可歌之物，從而挑戰了以經典、聖賢與抽象美德為核心的道德模範體系。換言之，晚明歌謠的顛覆性在於這種對「誰值得被學習」的重新界定。 在傳播層面，晚明歌謠也具有高度的流動性與滲透力。它們不需樂器，可隨時唱出，具有「被動可聽性」；無論是否願意，人們不免會聽見。歌聲從市井、工坊傳入民宅，又隨商人、僧侶、妓女跨越地域，在南北之間流轉；簡單、低俗的版本往往更易流傳。更令精英不安的，便是這種脫離地點、作者與原意的傳播，使權威詮釋的齒輪難以運轉。其實，菁英與平民的文化流動是雙向的：戲曲、文人創作可下沉為歌謠，歌謠亦可反向塑造菁英語言與想像；李蕾教授提出一位官員寫下在開會期間内急的記錄，這種直白的生理承認，此前從未有官員敢於提及。 當然，今日所留下的晚明歌謠多為這類的菁英所記錄的版本，民歌無法避免「被代言」的問題，這也是歷史學家無法避免嘆息的痛苦。儘管如此，晚明文學特殊之處，在於大量私人出版與對日常生活的關注。遊記、筆記、方言記錄、地方觀察，使得歌謠視其為可供概括、比較的文化現象。李蕾教授認爲，由於晚明當時中國尚未被歐洲帝國殖民，納入其知識影響的領域，因此歌謠知識的形成，與後面清代將民歌納入帝國治理與分類的做法，有鮮明的對比。 我認爲李蕾教授最精彩的論點，便是晚明歌謠亦提供了一種不同於歐洲脈絡的「早期現代性」，隨之而來的是階級和等級界線的模糊不清，其知識生產在口傳、商業印刷與菁英記錄之間反覆生成。這一現象迫使我們放棄將「民間」視為自然、原始、封閉的想像，轉而理解其作為高度反思、政治性的文化實踐。我想，儘管現代音樂民歌等被無所不在的企業化且金融化趨勢所主導，在某些層面或許相當於被明末菁英代言，但普通民衆的聲音和不可抑制的力量或許如今仍可繼續傳唱。
漢字的歷史，是一套文明自我認知的深刻載體。數千年來，「文」這一概念，涵蓋紋理、文學與文明本身，可視爲宇宙圖景的支柱，源於自然並富含著文化本質意義。其表意形式能夠跨越漢語諸多方言的語音隔膜來傳遞意義，統合了一個廣闊的文化世界，並將天命的政治與文化重量帶入周邊領域。然而，正如韓若愚教授（Professor Rivi Handler-Spitz）在《漢字如何變得野蠻》研究計劃中所探險的，這套文字系統一進入20世紀就遭遇了根本性的辯論：不到100年前，漢字差點被滅絕了，當時知識分子否定漢字為「文」的象徵，將它們視為國族恥辱與落伍的標誌，一種看似與現代性格格不入的「野蠻」遺物。《漢字如何變得野蠻》研究旨在挖掘這一逆轉，借助書寫本身的視覺與物質「可供性」(affordances)，論證文字改革從來不是意識形態中立的行為。此外，該研究計劃的方法論本身也是對學科視野局限的一種批判，藉由圖像敘事挑戰傳統學術模式。 從歐洲漢學著作到清代改革派刊物，韓若愚教授匯集了龐大的原始資料，旨在釐清東西方四世紀對非字母文字的態度。如沃伯頓（William Warburton）將象形文字系統歸為「原始」社會所用，或維柯（Giambattista Vico）將字母與抽象思維及民主制度掛鉤，他們構建了一種等級秩序，其中漢字在本質上是混亂與落後的。這種外部的凝視在20世紀初被中國改革者內化。面對存亡危機，瞿秋白等人苦呼：「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其論點以實用為框架：掌握數千漢字的難度是精英主義的，是阻礙大眾識字、印刷出版與資訊分類的障礙。字母則被視為「救國」的工具，是一個現代國家理應採用的理性文字。 然而，韓若愚教授通過其視覺理論堅稱：字母文字本身並無任何理性、現代性、文明性或進步性的特殊之處。反而，漢字的「可供性」催生了獨特的交流形式，所謂的超越口語方言的「筆談」，並塑造了資訊流動與美學品味的結構。倘若爲了追求「理性、現代化的升級」廢除漢字，便是改變了人們與知識、與彼此互動的可能方式。因此，改革辯論實則是關於何種溝通方式被合法化的政治鬥爭。譬如，農民是否參與其中？中國是否以納入國際群體、促成跨文化溝通爲由進行廢除漢字？從歷史拿例子，朝鮮世宗大王為全民識字化創製的諺文模式，又如何被維護階級身份的儒學兩班所抵制？這些比較視角揭示了普遍的掙扎：文字系統，總是以某些群體的損失為代價，使另一些群體獲益。 在此，採用圖像敘事的形式變得至關重要。該研究捨棄了傳統學術論文那種重成果而輕過程、重智識而輕情感的範式。通過冒險實驗性，韓若愚教授使其思考過程，以及其他的研究對象變得可見可感。這種形式擁抱主體性、片面性以及歷史知識的碎片化本質，允許第二人稱的敘述，讓歷史人物得以直接向讀者陳情，創造出純散文難以實現的對話。這種視覺言語媒介讓人得以同時存在於當下與過去，強化了「文字是具身化的生活經驗」；我認爲，這一論點是韓若愚教授研究的核心之一。 韓若愚教授也坦然承認其圖像敘事自身的倫理與認識論局限，表達了自己的疑慮，例如，為歷史人物虛構對話，是否強加自己的解釋？高度個人化的主體性，是否會侵蝕學術的嚴謹？該研究坦承這些自我懷疑，並將其轉化為方法論的反思性部分。畢竟，不可也不容忽視的，便是學術書寫本身也有其「基礎設施」，決定著何為「合法」知識。圖像敘事通過展示過程、情感與不確定性，挑戰了那種呈現封閉、權威論述的傳統格式，轉而擁抱一種更具對話性的學術形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