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李蕾教授（Professor Leigh K. Jenco）的研究，在大明晚期文學生態中，民間歌謠的政治意義長期被鄙視，往往僅在其是否含有「政治内容」的層面上衡量。然而，李蕾教授認爲，倘若僅以内容是否諷刺朝政、抨擊官吏作爲來作爲判準，便錯失了歌謠在大明所發揮的更深層的政治功能以及文化衝擊。其真正的政治性在於它改變了誰可成為道德實踐的對象、政治感受的主體，以及文化意義的恰當生產者。 晚明歌謠（譬如歌謠、風謠、山歌）多興起於十六、十七世紀，形式上高度口語化，當以地方方言演唱，尤其是吳語。這類作品往往是「只可聽，不可讀」，離開聲音與語境，即失其意義。大量諧音與語義游移，便在書寫時呈現出不穩定性，也就此削弱了菁英透過文本加以規範、定義的能力。如此一來，與一般假設以及傳統史學相反，政治有機體並非限於在朝堂或制度之内發生。這有機體可在各種各樣的「文」之中出現，在日常語言與身體經驗裡反覆被實踐。 因這些歌謠內容涉及性或身體，而引發強烈的道德焦慮，但事實上，有關性的描寫是一大優點，允許非菁英的經驗得以進入可被模仿、可被記憶的文化形式。藉由民歌，男女皆可公開表達欲望、勞動、月經、排泄等身體經驗，這些經驗亦成為可歌之物，從而挑戰了以經典、聖賢與抽象美德為核心的道德模範體系。換言之，晚明歌謠的顛覆性在於這種對「誰值得被學習」的重新界定。 在傳播層面，晚明歌謠也具有高度的流動性與滲透力。它們不需樂器，可隨時唱出，具有「被動可聽性」；無論是否願意，人們不免會聽見。歌聲從市井、工坊傳入民宅，又隨商人、僧侶、妓女跨越地域，在南北之間流轉；簡單、低俗的版本往往更易流傳。更令精英不安的，便是這種脫離地點、作者與原意的傳播，使權威詮釋的齒輪難以運轉。其實，菁英與平民的文化流動是雙向的：戲曲、文人創作可下沉為歌謠，歌謠亦可反向塑造菁英語言與想像；李蕾教授提出一位官員寫下在開會期間内急的記錄，這種直白的生理承認，此前從未有官員敢於提及。 當然，今日所留下的晚明歌謠多為這類的菁英所記錄的版本，民歌無法避免「被代言」的問題，這也是歷史學家無法避免嘆息的痛苦。儘管如此，晚明文學特殊之處，在於大量私人出版與對日常生活的關注。遊記、筆記、方言記錄、地方觀察，使得歌謠視其為可供概括、比較的文化現象。李蕾教授認爲，由於晚明當時中國尚未被歐洲帝國殖民，納入其知識影響的領域，因此歌謠知識的形成，與後面清代將民歌納入帝國治理與分類的做法，有鮮明的對比。 我認爲李蕾教授最精彩的論點，便是晚明歌謠亦提供了一種不同於歐洲脈絡的「早期現代性」，隨之而來的是階級和等級界線的模糊不清，其知識生產在口傳、商業印刷與菁英記錄之間反覆生成。這一現象迫使我們放棄將「民間」視為自然、原始、封閉的想像，轉而理解其作為高度反思、政治性的文化實踐。我想，儘管現代音樂民歌等被無所不在的企業化且金融化趨勢所主導，在某些層面或許相當於被明末菁英代言，但普通民衆的聲音和不可抑制的力量或許如今仍可繼續傳唱。
漢字的歷史，是一套文明自我認知的深刻載體。數千年來，「文」這一概念，涵蓋紋理、文學與文明本身，可視爲宇宙圖景的支柱，源於自然並富含著文化本質意義。其表意形式能夠跨越漢語諸多方言的語音隔膜來傳遞意義，統合了一個廣闊的文化世界，並將天命的政治與文化重量帶入周邊領域。然而，正如韓若愚教授（Professor Rivi Handler-Spitz）在《漢字如何變得野蠻》研究計劃中所探險的，這套文字系統一進入20世紀就遭遇了根本性的辯論：不到100年前，漢字差點被滅絕了，當時知識分子否定漢字為「文」的象徵，將它們視為國族恥辱與落伍的標誌，一種看似與現代性格格不入的「野蠻」遺物。《漢字如何變得野蠻》研究旨在挖掘這一逆轉，借助書寫本身的視覺與物質「可供性」(affordances)，論證文字改革從來不是意識形態中立的行為。此外，該研究計劃的方法論本身也是對學科視野局限的一種批判，藉由圖像敘事挑戰傳統學術模式。 從歐洲漢學著作到清代改革派刊物，韓若愚教授匯集了龐大的原始資料，旨在釐清東西方四世紀對非字母文字的態度。如沃伯頓（William Warburton）將象形文字系統歸為「原始」社會所用，或維柯（Giambattista Vico）將字母與抽象思維及民主制度掛鉤，他們構建了一種等級秩序，其中漢字在本質上是混亂與落後的。這種外部的凝視在20世紀初被中國改革者內化。面對存亡危機，瞿秋白等人苦呼：「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其論點以實用為框架：掌握數千漢字的難度是精英主義的，是阻礙大眾識字、印刷出版與資訊分類的障礙。字母則被視為「救國」的工具，是一個現代國家理應採用的理性文字。 然而，韓若愚教授通過其視覺理論堅稱：字母文字本身並無任何理性、現代性、文明性或進步性的特殊之處。反而，漢字的「可供性」催生了獨特的交流形式，所謂的超越口語方言的「筆談」，並塑造了資訊流動與美學品味的結構。倘若爲了追求「理性、現代化的升級」廢除漢字，便是改變了人們與知識、與彼此互動的可能方式。因此，改革辯論實則是關於何種溝通方式被合法化的政治鬥爭。譬如，農民是否參與其中？中國是否以納入國際群體、促成跨文化溝通爲由進行廢除漢字？從歷史拿例子，朝鮮世宗大王為全民識字化創製的諺文模式，又如何被維護階級身份的儒學兩班所抵制？這些比較視角揭示了普遍的掙扎：文字系統，總是以某些群體的損失為代價，使另一些群體獲益。 在此，採用圖像敘事的形式變得至關重要。該研究捨棄了傳統學術論文那種重成果而輕過程、重智識而輕情感的範式。通過冒險實驗性，韓若愚教授使其思考過程，以及其他的研究對象變得可見可感。這種形式擁抱主體性、片面性以及歷史知識的碎片化本質，允許第二人稱的敘述，讓歷史人物得以直接向讀者陳情，創造出純散文難以實現的對話。這種視覺言語媒介讓人得以同時存在於當下與過去，強化了「文字是具身化的生活經驗」；我認爲，這一論點是韓若愚教授研究的核心之一。 韓若愚教授也坦然承認其圖像敘事自身的倫理與認識論局限，表達了自己的疑慮，例如，為歷史人物虛構對話，是否強加自己的解釋？高度個人化的主體性，是否會侵蝕學術的嚴謹？該研究坦承這些自我懷疑，並將其轉化為方法論的反思性部分。畢竟，不可也不容忽視的，便是學術書寫本身也有其「基礎設施」，決定著何為「合法」知識。圖像敘事通過展示過程、情感與不確定性，挑戰了那種呈現封閉、權威論述的傳統格式，轉而擁抱一種更具對話性的學術形態。
苗族在美國生活的歷史才短短50幾年，可是他們跟美國醫療體系之間的衝突很多。想了解這個現象，就要從苗族的歷史說起。古時候，這群人生活在中國的南部，後來定居在越南、泰國和寮國的北部。從1955年開始，越南戰爭時，很多苗人跟美國結盟，一起對抗越南和寮國的共產主義，因而從1970年代戰爭結束以後，很多苗族難民為了找容身之處而移民到美國。在美國現代的社會裡，有30萬左右的苗人，最多的集中在加州、明尼蘇達州和威斯康星州。一般來說，苗族在社會上佔比較低的地位，他們的家庭收入、教育水準跟英文水準都比一般美國人低。可是這些因素並不是對於醫療體系造成衝突的最重要的決定性因素，他們的信仰體系才是決定性的因素。 苗人的信仰體系跟美國醫療體系怎麼會發生衝突呢？苗族人們很有靈性，根據苗族的觀點，一個人之所以生病，是因為靈魂離開了身體，或邪惡的鬼神做壞事。想要讓病人復原，就要請一位薩滿來療癒他，薩滿會藉著跟鬼神互動來找治療的方式，這種信仰就是所謂的「薩滿教」。這個信仰體系會導致幾個跟醫療體系有關的挑戰。 首先，有的時候，薩滿跟醫生建議的治療方式不相符。比方説，根據西醫的觀點，一個患癌症的人通常必須藉著手術來切除一塊惡性腫瘤，可是根據薩滿的觀念這樣做會造成靈魂更不容易回到病人的身體。由於不同的思想，因此治療建議也可能會有很大的差別。 其次，很多苗人的英文水準不足，沒有辦法跟醫療人員全面溝通。再加上，即使一個翻譯者能夠翻譯苗人的每一個字，他還不一定能夠翻譯苗人信仰方面的觀點。例如，很多苗人認為癲癇治療的方法不是使用藥物而是靈魂療癒，這可能造成病人不願意吃藥。所以當醫療人員遭遇病人不遵守他的醫療建議時，他不一定了解病人反抗的根源。 再其次，雖然美國醫療體系注重個人自主權，可是跟苗族的信仰體系並不相符。由於苗人依賴家人或薩滿做決定，因而經常導致延誤治療，甚至於可能導致死亡的狀況。 最後，苗族之所以不信賴美國醫療體系，是因為他們以前在戰爭或醫療體系事件中曾經受過心靈創傷。長久處在被忽略或誤會的狀況之下，苗人不但不會相信醫生，而且也會更依賴家人和薩滿。 因為不了解苗族的信仰體系，所以醫療人員就總是會避而不談，但是到底要怎麼改善呢？要想緩和苗人的信仰體系跟醫療體系之間的矛盾，就應該找辦法提高醫療人員對於苗族文化的知識，尤其是在苗族人口密集的地區。此外，需要把傳統治療和西醫治療作法結合起來。其實只要醫院裡的規定不過分嚴格，苗人有自己的信仰習俗倒也沒有什麼壞處。比方説，手術結束以前可以讓薩滿做靈魂的儀式來確定靈魂回來了。最後，醫院應該雇用苗族翻譯者，這樣一來他們不但能夠翻譯醫學術語，而且也能夠翻譯他們的信仰觀念。 綜合來看，雖然苗族的鬼神信仰體系會造成醫療方面的衝突，可是實行幾個重要的改革就能夠緩和衝突造成的不良影響。
在《吶喊》的自序中，魯迅以鐵屋子的比喻刻劃出他對新文學能否拯救中國人民的疑問與憂鬱。從新文學作家的角度來說，所提出的觀點被無視便是最可怕的一件事。相較之下，遭遇猛烈的批判反而是一件好事——不管多麽激烈，被批評至少證明對方確實關注你。然而，因寫幾篇文章而獲得讀者的關注也並不意味著成功，一種更悲觀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假如新文學能使中國青年覺醒起來，但對當代中國大多數老百姓卻始終缺乏說服力，這豈不是進一步加重那批開蒙青年的痛苦嗎？一場能挽救整個中國社會的運動需要面對極爲嚴峻的阻礙，其脫困之力則需要具有相應的普遍性，以得到整個國家多數人民的支持並藉此來推翻當代所謂的傳統封建制度。若僅以少數知識分子的微薄之力妄想帶領整個社會脫困，此短暫的「啓蒙」就會轉變成一種新的折磨。 魯迅「鐵屋子」的比喻相當有名，卻僅有少數人知道魯迅其弟——周作人，也曾經使用相似的「屋子」比喻來表達他對革命能否改善中國社會所持之全然相反的意見。1916年，周作人從日本回到北京，便開始積極主張一種新的改革社會的方法。在日本，他接觸了一群藝術團體的先驅者，武者小路實篤，雙方交往頗深，並也在此社團所建立的「模範鄉村」住了幾個月，因體驗到他們的既和平且又頗具無政府主義特性的生活而深受影響。一回北京，周作人便陸續地發表了幾篇文章來傳達他遊歷日本的所聞所見，並且大力提倡藉由「模範新村」的方法來奠定一種和平未來的基礎。在《新村的理想與實際》一文中，他使用「屋子」來比喻他對改革或革命這兩條路的觀點：「譬如一所破屋，大家商量改造，有的主張順從了幾個老輩的意思，略略粉飾便好，有的主張違反了老輩的意思，硬將屋拆去了，再建造起來。新村的人主張先建一間新屋，給他們看，將來住在破屋裡的人見了新屋的好處，自然都會明白，情願照樣改造了。」[1]由此可見，周作人與周樹人對「屋子」的想法居然完全相反！從周作人的角度來看，與其破毀屋子，不如將它裝修，透過教屋子裡面的「老輩」如何主動地改造修建其住宅進而緩慢地培養其政治覺悟。在他看來，只有透過這種方法才能貼近中國老百姓——魯迅令人又悲哀又寂寞的大聲「呐喊」並不適合中國社會當時的局勢。總而言之，周作人認爲改革這項任務最有代表性的互動便是「建設」，而魯迅則認爲新生的可能性取決於有人能挑起「破毀」的重擔。 通過以上對「屋子比喻」所進行的對比，我們能從一種新的角度來分析「呐喊」中的這一極爲有名的比喻。我們可以將魯迅的「鐵屋子」視爲一種間接批評其弟觀點過分理想化的表現。此外，當時，這兩位同住在一所房子的兄弟關係實際上已經開始惡化了。魯迅的「鐵屋子」比喻或許成為五四時期中的一個主要轉折點。自此之後，中國知識青年逐漸分道揚鑣：一群人走向周作人的非暴力之路，而另一群人則轉身走進荒野去，以便尋找一種新的方式使整個國家覺醒起來。不到兩年，周作人所提倡的「模範新村」在北京突兀地出現了。固然周作人本人從未建立過類似像武者小路實篤的鄉村公社，但其理想喚起了不少在北京讀書的年輕人的熱情，而在他們的努力下，1919-1920年間幾個新的「工讀互助團」也紛紛成立。到此階段，周作人原有的概念已經過幾番轉變，從某種具有無政府主義特性的藝術團體，轉型成一種也許能夠徹底改革中國社會的項目。在北京，新工讀互助團組織到處發芽，不僅僅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幾個主張女權主義的女子大學學生甚至也加入組成類似於公社的公共宿舍。 那幾群學生的目的便是，透過一起分攤租金賃屋居住，並且共同經營小型商店（比如書店、飯館、洗衣店），提供廉價輔導課，因而能實現某種更公平的集體生活。固然，在表面上，看似並無過度極端之舉，實際上，當時那些工讀互助團的成員皆抱著極爲理想的目的。透過此種集體性的半工半讀生活模式脫離中國傳統社會，並打破其中所固有之不平等社會秩序的結構：封建家庭的束縛，男女不平等的現象，以及大學中的「師與生」之間的權力不均等。若成功，其所謂微小組織也許將來會變成一個理想社會的雛形。儘管其主張過分理想，此批 1919-1920間建立的工讀互助團卻獲得了相當廣泛的支持，不管是為其舉行籌款活動還是在公開場合或是媒體上表達肯定之意，這批人包括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中的不少著名人物——魯迅、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以及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不過，還沒撐到隔年冬天，北京大多數的工讀互助團體即已解散了。從現在的角度來看，走向此種結局似乎是必然，當時卻掀起了一場極具爭議性的辯論，以至於1921年新文化運動的著名月刊「新青年」發表一期專門討論工讀互助團運動失敗之種種原因：文章收入該期的作家包括以上所提到的支持者，以及施存統、戴季陶與周作人。不過眾人似乎沒能達成共識，其所提出的原因多半僅提到「管理不善」與「人際衝突」等此類缺陷。與這些較為一般的批判相比，其爭論當中最有意思的方面則是，這一群知識分子中竟然都全盤否認「工讀互助團」此概念對改革中國社會的效益。除了周作人以外，在每篇文章的結論中，所有作家卻紛紛提出更為複雜的「模範鄉村」、「公社」、「工會組織」以及「藝術社團」的概念。 在此階段，周作人對改革之主要意象——「興建」，似乎比魯迅之「毀破」更具有說服力。誠然，從這場辯論中出現最重要的團體之一，便是晏陽初的「新鄉村建設運動」，其原則與周作人的理念頗為緊密。大批學生決心返回其故鄉，將「工讀」的理想付諸實行。他們放棄了原本的革命口號，轉而將他們的力量集中在推廣中國農民識字與推動衛生教育上，並且因而獲得「基督教青年會」以及其他國際非營利組織的支持，進而對中國現代化做出相當重要的貢獻。另外一批人則跟著戴季陶加入了當時的國民黨，參與軍閥時期的內戰，在他的影響下，將「模範鄉村」的構想轉型成一種衛戍防守與在邊疆進行屯墾的一種手段，即派遣大量士兵駐紮在邊境以防止「軍隊土匪化」的現象發生。久而久之，此種在内戰過程中想出來的方法竟轉變成著名的台灣眷村的起源！ 然而，在這場「工讀互助團」的爭論之後，另一種群體接續出現。彷彿響應了魯迅「打破鐵屋子」的呼聲，這群人便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成員。正如黃紹谷這名年輕學生在「新村的討論」這篇文章中所說，如果改革與革命不能「並行兼顧時」……便要「翻天覆地，唯鐵與⾎」。這場「工讀互助團」爭論也可說在延安時期深深影響了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戰略。這些多樣化的轉變，不但證明這段歷史時期的重要性，也顯示歷史脈絡的不確定性。一場看似兄弟之間的平凡鬥嘴，最後竟然成為東亞二十世紀歷史最關鍵性變化的縮影。或許，魯迅在《故鄉》中的一句話，最能表達出此世紀的脈絡：「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1] 周作人，「新村的理想與實際」，《藝術與生活》，（1931）: https://www.xuges.com/xdmj/zzr/ysy/42.htm
20世紀末與21世紀初，美國的教育多元性隨著經濟發展而降低。所謂的當代美國教育問題包括兩個現象：經濟壓力巨大的干預與專業選擇不夠豐富多樣。 當代美國的教育情況跟專業選擇怎麼發生關係呢？這就要從沉重的經濟壓力說起。 所謂沉重的經濟壓力，簡單地說，就是各項職業專長的工資有很大的差異。根據美國夢的傳統概念，在美國受教育的特色之一就是藉著個人自由來追求理想的生活型態。固然絕大多數美國人都贊同美國夢，然而，實現夢想談何容易？很多美國人必須注重如何得到富裕與舒適的生活，否則不穩定的生活狀況可能轉變成對健康的威脅，就更麻煩了。美國人容易不容易得到這樣的生活，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能不能有夠高的工資。根據統計，文學的教授工資平均就是八萬八千八百多美金，沒有藥劑師的十三萬四千八百元高。「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現代説法就代表熱愛藝術、歷史、文學等的學生未來機會的減少，甚至於消失。由此可見，選擇事業的時候，即使性格特點對事業發展有影響，這些還並不是決定性的因素。 所有美國人長久處在沉重的經濟壓力之下，不但會影響個人選擇的自由，而且會導致學術與專業的選擇不夠豐富多樣。我讀本科的時候，許多我的同學的專業就是計算機科學，每到跟他們討論如何選擇這個專長的時候，就會看到他們猶豫的表情，我就知道他們的想法就是「 我只要能拿到文憑，就不愁得不到工作機會，也不愁沒有錢賺」。固然這些美國人能找到工資很高的職業，可是，有的時候沒有辦法持之以恆地發展。原因在於計算機科學的職業和個人性格差異的矛盾。計算機科學與其他的理工科事業的工作步調迅速極了，然而不少人沒有處之泰然的能力。因此，處在忙碌的生活形態之下，久而久之會發生心理問題。由此可見，作爲一個當代美國人，固然享受到許多工作機會，可是也受到嚴重的心理健康威脅。再説，由於工資不均等，固然工作機會不少，但並不豐富多樣。 當代美國的經濟發展才短短幾十年，美國人原來的生活型態卻幾乎完全破壞了。然而，叫當代美國人不要以賺錢、得到富裕與舒適的生活形態爲目標談何容易？倒是建議美國的聯邦政府致力於提高熱愛文學、語言、藝術之類的老師與教授的平均工資才是治本的方法。聯邦政府必須關注治本的方法，否則美國人的經濟不穩定轉變成普遍的不滿情緒，就更麻煩了。
親愛的老師、同學，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講的是在語言能力有限的情形下如何交朋友，而且也以自己在韓國留學的經驗爲例。2023年的冬天，由於我應搜集碩士論文資料的需要，而決定去首爾的一所語言學校學習韓語。因此我藉著耶魯大學提供的獎學金來創造留學的機會。當時，我的韓語水準很低，只能自我介紹和看懂一點韓文而已。儘管面臨不少挑戰，我仍然能夠僅僅使用韓語與同學們進行交流並建立起深刻的關係。 有人說，人工智慧對於表情達意的貢獻，縱使不能說「後來居上」，至少我們得承認利用人工智慧與只使用自己學過的語言知識來溝通，這兩者是「各有千秋」的。但根據我的經驗，使用谷歌翻譯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時可能會打斷談話的節奏。然而，人類面對面說話的時候，不管詞彙是否簡單，都能通過剛柔緩急的語調，高低大小的聲音，千變萬化的面部表情來表達喜怒哀樂，這一切才都是人類最重要的表情達意的工具。縱使通過比較簡單的詞彙，我的臺灣朋友也能夠表達她對兩岸關係的觀點。通過這些經驗，我發現「只要以心傳心，那就可以成為好朋友」，其實，與其這樣說，不如說「只要有基本的溝通能力，就可以交到好朋友」來得更確切一點。交朋友時，不必有完美的詞彙或句型來表達你的意思。 日常生活中，我們習慣跟母語相同的人溝通，或者在語言不同的情形下，為了使隔膜消失，可以藉著谷歌翻譯或別的翻譯工具來表達意思。不過，專家預測現代人習慣的溝通方法將在人工智慧發展迅速的陰影籠罩之下，更加離不開人工智慧的説明。換句話說，目前，人類固然還能藉著各種各樣的方法來溝通，然而，或許未來學習別的語言是毫無用處的。根據我的觀點，這樣的看法未免太消極了。如果你想與其他人分享一種經歷，儘管語言能力有限，但是當你用盡全力來理解他們的想法、希望和夢想，那麼不僅自己的語言能力會提高，而且你對那個人的愛也會隨之增長。 因此我寧可樂觀地相信，只要真誠地聆聽與表達，那麼人與人之間的語言障礙，最終能夠從一堵牆變成一條橋。
1970年3月1日亞西爾·阿拉法特到北京機場時，很多中國官員、外交大使、「革命群眾」都在等他。[1]李先念跟別的中國官員安排這件事情來讓他覺得很受歡迎。阿拉法特來到中國以前去過蘇聯，中國看到阿拉法特在蘇聯被迎接的情況很冷清，於是邀請他去中國訪問，這是中國為了說服他偏袒中國，以便讓巴勒斯坦跟蘇聯的關係變遠。 亞西爾·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的領導人。他創建巴勒斯坦解放運動——法塔赫，也嘗試建立巴勒斯坦國。他1970年去旅行，因為想擴大全世界對巴勒斯坦的支持，所以他去拜訪蘇聯、中國、北越、北韓等國。 在那個時候，毛澤東認為國內穩定比國際關係更重要，但是中國還有對外政策。他的政策是反對殖民主義，並支持各國的獨立鬥爭。雖然以色列1950年就承認中共，但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到1955年，中國並未涉入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紛爭。中國一直到1990時代才承認以色列。 1955年亞洲國家、阿拉伯國家與非洲國家在印尼舉辦萬隆會議，討論他們在殖民時代以後，國家獨立時到底想做什麼？去參加會議以前，中國決定支持巴勒斯坦，因為發現這是與阿拉伯國家建立關係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埃及。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領導，所以如果中國建立了跟埃及的關係的話，中國會獲得全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中國覺得支持巴勒斯坦不但能交到阿拉伯國家的朋友，而且能領導阿拉伯國家的獨立鬥爭。在萬隆會議時，中共跟阿拉伯國家會面。他們討論巴勒斯坦獨立，也討論了中國跟中東的合作。萬隆會議以後他們都希望促進越來越多的合作。然而自從萬隆會議以後，他們的合作真的越來越多嗎？ 果真如此。中共在亞西爾·阿拉法特來到那裡時的第一個晚上給他接風。阿拉法特在這個活動上說中國是巴勒斯坦獨立鬥爭的「基本支柱」[2]，又說巴勒斯坦跟中國的友誼很深。阿拉法特在北京去了很多地方工廠、部隊、農林什麼的，是為了看社會主義到底成不成功。當他去這些地方時，很多中國人告訴他：「我們堅持支持巴勒拉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國人民反美帝主義的正義鬥爭」。[3]當然他也看了中共最有名的芭蕾舞「紅色娘子軍」。根據人民日報[4]說的，他離開中國的前一天跟周恩來還有「親切」的會面呢。 現在，中國的外交政策有很大的改變。在我看來，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比較重要，反對殖民主義沒那麼重要。當代中國取得支持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經濟發展的平衡，所以他對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紛爭的看法沒那麼明確。為什麼我們得在乎中共和巴勒斯坦建立關係的歷史？因為他們在冷戰的歷史幫助我們了解他們現在的關係。中國最近對巴勒斯坦不感興趣，他們的關係很久，很穩固。這是很重要的事實，因為中國不覺得他們的國際合作國家只是一種國外時尚，他們也有其他的重要性。 [1]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代表团参观首都钢铁公司受到热烈欢迎，” 人民日报，1970年3月26日。 [2] Ibid [3] Ibid. [4]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代表团参观北京黄土岗人民公社受到热烈欢迎，” People’s Daily, March 27, 1970.
這篇文章的主題是中國、台灣和美國的關係和歷史。我選這個主題是因為我最近看到一個新聞。台灣的總統說如果川普可以幫助台灣和中國避免打仗，他應該得到諾貝爾和平獎。 我也看到一個新聞說美國和台灣現在在談晶片的貿易和生意。 首先，我會簡單地解釋中國和台灣的歷史。這個故事要從很久以前開始說。1945年，中國有兩個很大的黨在打仗。後來，一個黨到了台灣。所以，1949年就有了中國和台灣。從那時候開始，中國和台灣的政府開始有很不一樣的政治方式。比如說在台灣，台灣人可以選自己的領導。 那麼，中國為什麼總是說台灣是他們的呢？說真的，他們覺得台灣非跟他們一樣不可。這對他們來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簡單來說，台灣跟中國的關係緊張七十多年了。 在這個情況下，新聞裡也總是提到美國。為什麼呢？因為美國會賣東西給台灣，像飛機、船、槍等等，來幫助他們保護自己。美國賣東西給台灣有幫助倒是有幫助，但美國沒說如果打仗，他們會不會來。所以，這個情形讓台灣人有時候覺得安全，有時候有點擔心。 不過，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新東西，就是小小的科技產品，叫做「晶片」。這個晶片就像是電腦和手機的迷你大腦。我們用的手機、開的車，裡面都有台灣做的晶片。一個小晶片有那麼重要嗎？是的，全世界差不多都需要台灣的晶片。所以有人說，這些晶片能保護台灣，就像一個「矽盾」。如果台灣不能做晶片了，全世界都會有問題，因為美國和中國也都需要，所以，這個小晶片讓事情變得更複雜了。 那以後會怎麼樣呢？說實在的，誰曉得。中國的領導說中國2027年會統一台灣。美國的總統川普想讓台灣分享他們做晶片的能力。台灣的總統說他們不會分享他們做晶片的能力，因為那就是他們的「矽盾」 和國家經濟最重要的部分。 我自己希望這三個國家的關係可以好一點兒，希望可以避免打仗。
12:10-13:00, R447
【專題演講】 台北生活指南
沈若榆 老師
12:10-13:00, R447
【教師工作坊】「科技衝擊下華語教學的新現象與美國華語教學新趨勢」
圓桌座談會 王郁林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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