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二十一世紀的社會裡，所謂的「知識份子」究竟為何人？其於社會中之首要功能為何？我們如何分辨知識份子之真偽？我要以孔子和兩位西方的理論家為例來深入討論這些話題。

西方傳統哲學裡，知識份子總是要尋找所有現象的原因(根源)，令哲學界棘手且百思不得其解的難題不外乎「世界為何如此？」。柏拉圖認為我們所察覺到的事物現象不過是一種幻象，因而缺乏「真實性」。因此，他想要超越現象而抓住永遠不變的「理念形式」。對柏拉圖而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這個情況令人無法接受。近代，馬克思則指責知識分子說，知識份子的使命並非解釋世界，而是改變世界，這個說法大家都耳熟能詳。然而，中國傳統的知識份子，無不盡心竭力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這沒有（並無）絲毫誇張。

根據儒家思想，知識份子乃為「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可想而知，馬克思所譴責之徒有思想而無行動的哲學家與儒家之理想知識份子截然不同。孔子很清楚，即使周代的社會結構與隨之而興的禮儀規範早已經為時間的潮流所淹沒，但他的倫理體系並非空中樓閣，而是知識份子崇高的理想。不可諱言，理想與現實之間必定有距離，但知識份子豈能不為此理念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呢？我個人認為，知識份子要持這種態度，才能合乎《論語》所說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精神。若能夠如此為人，足以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

二十世紀義大利共產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認為，人人皆具有知識份子的本性，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能夠扮演知識份子之角色的人卻相當有限。換言之，每一個人都有思考的能力、有理性，然而思考能力再強，如果社會條件不利於發揮能力，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由此可知，毫無疑問地，有識之士是否能成為知識份子受限於社會條件及社會結構。

根據葛蘭西的界定，知識份子可分為兩種，即「傳統」知識份子與「有機」知識份子，可以按照他們的功能以及來源分辨，絕對不能把兩者混為一談。傳統知識份子，顧名思義，即在傳統的社會裡從事與傳授或創造知識有關的工作，包括教師、律師、牧師、媒體人員等。換一個角度來看，這些傳統知識份子充其量僅僅為國家提供服從權威的公民，以致於足以維持現狀罷了。他們視自己為獨立於社會的一個階層，其功能並非改變社會，從不過問改革，甚至於與既得利益階層或菁英份子難以分辨。而有機知識分子則來自於社會各個階層，因而足以代表傳統知識份子所無法代表的階級，其中包括工人階級。有機知識分子確實能夠「言人所不能言」，而之所以如此，並非因為其教育背景或駕馭文字的能力高於一般人，而正是因為他們來自於非「菁英」階級。

薩依德（Edward Said）因受到馬克思與葛蘭西極為深遠的影響而將焦點轉移到「公開」和「私下」的對立面。他將「知識份子」定義為「能夠為某一個社會階層公開地代表、呈現、乃至表達一個觀點、意見或價值觀」的人。如果僅僅以讀書為樂而已，就無法稱為知識份子。身為一個知識份子，必須先為民眾代言、敢於仗義執言方可盡自己的責任。

總而言之，即使中國傳統的知識份子與葛蘭西所描寫的傳統知識份子有類似之處，但他們的目標和葛蘭西界定的「有機知識分子」以及薩依德所說「知識份子」的目標是一致的，即想要改變社會，進而專心一志實現自己透過慎重考慮而設定的決心。我個人認為，如此才能成為真知識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