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egates from Stanford University Arrived Yesterday in Free China Conside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search Center with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ranslated by Amanda Bogan [Central News Agency dispatch] The United States’ Stanford University has dispatched a committee led by Chinese History Research Chairman, Dr. E. Howard Brooks, who is joined by two other directors from the university’s East Asian Languages Department as committee members, General Research Committee Chairman, Dr. Valkenburg, and Education Department professor Dr. Hanna. Upon landing at the airport, Dr. E. Howard Brooks informed reporters that the goal of the delegation i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ducational circumstances in Free China in order to decide if it is a suitable loc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versity’s China Research Center. At the airport to welcome the delegates from Stanford Univers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Director Huang Jilu, expressed that the American university’s Chinese Research Center would be directed towards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history, culture, and language, and that the delegates’ visit to Taiwan would promote Chinese-American cooperation with the goal of important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Director Huang hopes that after visiting China, the delegates will select Taiwan as the location for the university’s Chinese Research Center. Dr. E. Howard Brooks and four other committee members will be sightseeing on May 14, including a trip to Yang Ming Mountain and Tamsui, in addition to a banquet hosted by the Associate Cultural Director of the American Embassy, Mr. Liu Yichang. Starting on May 15 the delegates plan to embark on visits to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ovinci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e Academia Sinica, Dong Hai University, and Provincial Cheng Gong University, as well as a formal meeting with President Chiang and Vice President Chen, a visit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with US Ambassador Everett Drumright. The delegation is scheduled to depart from Taiwan after May 20, flying next to Hong Kong. [ May 15, 1961 / Central Daily News /Page 3] 譯注：「瓦克博博士」暫譯為 Dr. Valkenburg，「漢納博士」暫譯為 Dr. Hanna 【中文文字稿】 史丹福大學訪問團昨抵華 該校中國研究中心考慮設在自由中國 [中央社訊]美國史丹福大學訪問團於十四日下午一時三十分乘西北航空公司班機，從東京到臺北，訪問一個星期。 這個訪問團是由是史丹福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勃魯克博士率領，三位團員是該系亞洲語言學系主任陳受榮博士，一般研究委員會主席瓦克博士和教育學院教授漢納博士。 勃魯克博士在機場對記者說，他這次訪華的目的是想瞭解中國的教育情況，以便決定是否將該校的「中國研究中心」設在自由中國。 在機場迎接史丹佛大學訪問團的教育部長黃季陸說，美國史丹佛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對中國歷史、文化、語言都有研究，該訪問團此次來華對於促進中美兩國教育文化的合作與交流，極為重要，他希望該團在訪問中國後，決定將該校的「中國研究中心」設在臺灣。 勃魯克博士等四人，十四日下午遊覽了陽明山和淡水，晚上應邀參加美國大使館文化專員劉裔昌的晚宴，十五日起，他們將參觀國立臺灣大學、省立師範大學、中央研究院、私立東海大學和省立成功大學，並晉見 蔣總統、陳副總統，拜會教育部、外交部以及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 該團預定於二十日離臺北飛香港。
我明白台北植物園裡為何處處有賞花須知：『請小心落花』。原來台北有些花卉沒有真正的正義感，牠們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出其不意地落到行人的頭上。聽說，以前在台大一角，一個學生抬頭看花笑得合不攏嘴時，落花就直接掉進他肚子裡去了。至於他肚子裡栽下的種子已扎根蔚然成林與否，我就不知道了。 落花不可輕視。上一世紀九十年代在日本某處的櫻花季，一位記者照常報導花訊。忽然櫻花落了滿身，正是所謂的花滿為患。結果記者未轉睫而被櫻花壓死了。人盡皆知，是所謂的花瓣凌遲。竟不知人脆弱至可以被落花除滅的地步？ 但沒人敢替她叫屈。 其實，行動於台大附近的人常處於易受攻擊的地位。本週一，木棉樹的一朵落花也打中了我的頭頂（木棉花出沒於羅斯福路，請你慎入）。不免想到『一異鵲感周之顙』的故事。因為當木棉花碰到我頭頂之時，我也突然領悟到自身與外物的接觸。安妮·狄勒德曾說過，動物與植物相比，僅繁殖過剩動物令人毛骨悚然。反之，植物之榛榛並不謂可惡。我不以為然！落花不可因積習而不留心他人，人也不可放鬆警惕。 人花二物，其中造化賦形公然偏袒一方。而且花木庶類之最善用兵法者，莫過於木棉樹。至於襲擊行人，木棉樹為何精於此道？究其根源，有幾項值得寄予注意的巧計。我曾受落花襲擊之苦，故敢略陳管見。一，通常情況下，僅行於樹下的人會遇到落花。換句話說，遇到落花的險情必須以行人進入樹影為前提。但木棉樹的落花打中我頭頂的那日，巡視一周竟無樹影。原因在於木棉花盛開時，樹枝是光禿禿，沒有葉子的。二，因為木棉花無先橫飄後落下的習性，而素來直落直下，所以行人難以及時反應。因此，我與木棉花相遇之際，落花行動神速，致使我措手不及。將覺未覺之時，以為老天在下羽毛球。 本週三，我受到了第二次的落花襲擊。聽說，吃法式焗蝸牛最初真令人作嘔，後來可習得品味。反之，受落花襲擊並不合乎『一回生，二回熟』之理。在台大附近一旁擠滿木棉樹的街上受襲擊後，我開始擔心木棉花對我存了極深的芥蒂。有一種敘述技巧稱作『契訶夫之槍』。在敘述的早期階段裡如果提及或引入一桿槍，它遲早必定會開一次火。我跟木棉花的互動關係也如此，是一種鐵定的局面。我如果路過木棉樹必會遭到攻擊。在我生活中，上天所偏私的敘事技巧就是『契訶夫之花』。 孟夫子不知道夜間春花被風雨吹落了多少。然而我今日能計算準確（由頭頂上有花粉之痕，即可引之為證，歷數其罪）。打中頭頂的木棉花我終皆撿拾了，以便進行觀察。花瓣深橙，花心淺紅，花形像經肥育後的鵝肝似的豐滿，尚算上得了檯面。無妨順手搜集花內的棉絮，以作為枕頭的填充料。有朝一日，棉絮集成一枕頭，即似乎睡眠在花間，頗有春意存焉。 三月廿九日
於二十一世紀的社會裡，所謂的「知識份子」究竟為何人？其於社會中之首要功能為何？我們如何分辨知識份子之真偽？我要以孔子和兩位西方的理論家為例來深入討論這些話題。 西方傳統哲學裡，知識份子總是要尋找所有現象的原因(根源)，令哲學界棘手且百思不得其解的難題不外乎「世界為何如此？」。柏拉圖認為我們所察覺到的事物現象不過是一種幻象，因而缺乏「真實性」。因此，他想要超越現象而抓住永遠不變的「理念形式」。對柏拉圖而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這個情況令人無法接受。近代，馬克思則指責知識分子說，知識份子的使命並非解釋世界，而是改變世界，這個說法大家都耳熟能詳。然而，中國傳統的知識份子，無不盡心竭力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這沒有（並無）絲毫誇張。 根據儒家思想，知識份子乃為「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可想而知，馬克思所譴責之徒有思想而無行動的哲學家與儒家之理想知識份子截然不同。孔子很清楚，即使周代的社會結構與隨之而興的禮儀規範早已經為時間的潮流所淹沒，但他的倫理體系並非空中樓閣，而是知識份子崇高的理想。不可諱言，理想與現實之間必定有距離，但知識份子豈能不為此理念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呢？我個人認為，知識份子要持這種態度，才能合乎《論語》所說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精神。若能夠如此為人，足以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 二十世紀義大利共產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認為，人人皆具有知識份子的本性，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能夠扮演知識份子之角色的人卻相當有限。換言之，每一個人都有思考的能力、有理性，然而思考能力再強，如果社會條件不利於發揮能力，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由此可知，毫無疑問地，有識之士是否能成為知識份子受限於社會條件及社會結構。 根據葛蘭西的界定，知識份子可分為兩種，即「傳統」知識份子與「有機」知識份子，可以按照他們的功能以及來源分辨，絕對不能把兩者混為一談。傳統知識份子，顧名思義，即在傳統的社會裡從事與傳授或創造知識有關的工作，包括教師、律師、牧師、媒體人員等。換一個角度來看，這些傳統知識份子充其量僅僅為國家提供服從權威的公民，以致於足以維持現狀罷了。他們視自己為獨立於社會的一個階層，其功能並非改變社會，從不過問改革，甚至於與既得利益階層或菁英份子難以分辨。而有機知識分子則來自於社會各個階層，因而足以代表傳統知識份子所無法代表的階級，其中包括工人階級。有機知識分子確實能夠「言人所不能言」，而之所以如此，並非因為其教育背景或駕馭文字的能力高於一般人，而正是因為他們來自於非「菁英」階級。 薩依德（Edward Said）因受到馬克思與葛蘭西極為深遠的影響而將焦點轉移到「公開」和「私下」的對立面。他將「知識份子」定義為「能夠為某一個社會階層公開地代表、呈現、乃至表達一個觀點、意見或價值觀」的人。如果僅僅以讀書為樂而已，就無法稱為知識份子。身為一個知識份子，必須先為民眾代言、敢於仗義執言方可盡自己的責任。 總而言之，即使中國傳統的知識份子與葛蘭西所描寫的傳統知識份子有類似之處，但他們的目標和葛蘭西界定的「有機知識分子」以及薩依德所說「知識份子」的目標是一致的，即想要改變社會，進而專心一志實現自己透過慎重考慮而設定的決心。我個人認為，如此才能成為真知識份子。
去年在一個慵懶的夏日午後，我盲目的陷入網絡的深淵中。突然瞄到一個叫「成人對賽琳娜反應」的視頻。賽琳娜——那不是我九十歲時接觸到的歌手嗎？ 那麼， 「成人」的我對這位歌手會有什麼反應呢？我驚訝地發現「成人」之中，一聽賽琳娜的歌，就無人不落淚。 我似乎也不例外，原因何在？像我這麼忙碌的博士生為何要花那麼多時間回憶一位之前並沒有特別感情的歌手並為她流淚呢？ 不是在90年代美國長大的同學和老師大概不知道賽琳娜是誰。絕對不是偷了賽琳娜名字的賽琳娜戈梅茲！「經典」的賽琳娜是在90年代成名的墨西哥籍美國歌手。她的音樂事業是從一種叫「特哈諾」的西班牙語音樂類型開始的。當時的「特哈諾」都是男性歌手的天下，但賽琳娜卻於80年代末成為「特哈諾女王」。她由於穿著前衛時髦，上身常只穿著閃閃發光的胸罩表演，因此，也被稱為「特哈諾的瑪丹娜」。而突出的人格魅力與強勁特殊的嗓音，使她雄心勃勃地準備揚名全球。 很不幸，賽琳娜23歲將要打入美國主流音樂界之際，因故慘死在她歌迷俱樂部主席的槍下。雖然去世的時候她還沒出版英文版的專輯，可是賽琳娜銘記於90年代美國「成人」的心中。死亡數月後她第一首英文歌發行首日，就破了銷售記錄，名列榜首。當年紀念賽琳娜的《人物》雜誌特刊一出版就銷售一空，讓美國出版界意識到拉丁美洲人也識字，立刻出版西班牙語版的《人物en Español》雜誌。1997年紀念她的電影《賽琳娜》使年輕的女主角珍妮佛洛佩茲一夜成名。目前，賽琳娜的YouTube視頻觀看次數高達天文數字。 我也就是在YouTube掉進賽琳娜的兔子洞。甚至認為與其準備演講，不如在網上看完描寫圖帕克和賽琳娜愛情故事的一篇粉絲小說。這幾天，賽琳娜的歌，包括「我可以陷入情網」、「夢見你」，「禁愛」，「像花一樣」等等，我都聽了不下四五遍了。完全沈迷於對賽琳娜苦樂參半的人生回憶中。 各位曾經陷入網路上的「兔子洞」嗎？兔子洞裡面的任何線索並無法滿足我們的慾望，反而會讓人越陷越深。就如我對賽琳娜的慾望是無法滿足的。無論如何，她不可能復活。我只能在網路上探索她的痕跡，每一次點擊，就進行一番電子哀悼。可是賽琳娜去世的時候，我還沒到美國，只是個連一句英文都不會說的七歲的孩子。幾年以後，看了《賽琳娜》這部電影才知道她是誰。 對我而言，賽琳娜是總是已經去世了。現在狂熱地在網路上迷戀賽琳娜，不過是記憶的記憶而已。我還不能明確指出這些記憶的重要性，可是也不能否認它們的力量。 作者簡報檔下載 http://homepage.ntu.edu.tw/~iclp/epaper/attachment/185/1850401.pdf
過年的傳統真濟，責任亦袂少，毋過對我這款對春節的禮儀一知半解的人來講，我所負責的干單限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對抗家人的審問，甚至坐佇三四間客廳內底聽長輩的教導、談八卦抑是故事爾爾。 佇我這寡少數的任務當中，上重要的代誌無比轉去阮兜閣較重要的。我愛佇萬巒，坐佇阿公阿婆厝內彼個親像「天長地久」的客廳，聽阿公分享伊慢慢仔惡化的健康狀況，伊一生的成就，閣有對少年人、政治人物佮阿婆的無滿意。因為伊身為一家之主的緣故，阮後輩無話通講，只有我的阿婆有資格佮伊鬥喙鼓；毋閣伊上尾仔，亦著愛符合阿公的硬鼻個性。我早就共阮媽媽形容阿公的話默記起來矣：「妳的阿公的生活真有規律。」阿公以前咧教小學，毋過我毋捌看過伊教冊。對我細漢時一直到舊年，伊早起五點就起來，六點愛去釣魚，十一點欲食中晝頓；食飽了後就去睏，睏醒就來寫詩。閣來，下晡四點半就欲食暗頓；食飽了後，就去對面佮伊的朋友開講。 除了阿公以外，阮兜的人攏無共文藝囥佇眼內，也將高等教育程度看做經濟穩定佮社會階級保證的方法，亦無共審美當做是人生重要的意義。其實，就算阿公無上過名聲較好的大學，從事的又閣是袂予人欽佩的行業，伊過的日子對我來講，一直是代表一款難以得著的生活方式。親像彼款有閒就去欣賞美麗的大自然，自由自在的寫詩，佮朋友開講，毋免承受謀生的壓力等等，外歡喜的呢！但是，會當享受伊這款的生活，已經是超出我的意料之外矣。伊所以會當按呢安然做他愛做的代誌，完全是靠阿婆「獨當一面」咧管家，彼一寡瑣碎的世務，親像買菜、煮菜、打掃厝內、洗衫以及家庭計畫等等，無一項有耽誤著伊思考佮創作的時陣。 這馬，因為伊傷老矣，身軀無真好，伊已經有差不多一年袂當去釣魚，嘛無法度通寫詩矣；所以，伊拄拄開始逐工早起騎車去火車頭坐火車。南部的啥物所在若是佇火車頭的附近，伊攏會去看一下。伊干單離開火車頭兩擺，一擺是佇臺南，一擺是佇高雄。伊佮我講，伊欲去看三十年無去看過的物件，去「重溫舊夢」；他離開高雄車站的目標，是欲去港口。 我其實真歹「想像」伊家己一個人對「熙熙攘攘」的高雄車站坐計程車去港口，徛佇碼頭頂面，注視浮佇水中央的貨船佮「鐵駁船」，遙望藍天接藍海的地平線。我感覺，伊的心肝內底一定是充滿了今昔的滄桑之感，可能到這個小島的邊緣，使伊反省著伊一生的幸福、悲哀佮遺憾……，嘛無的確，等伊腹肚枵的時，就轉去厝裡矣。
數百年來，人類面對各種疾病的威脅，其中以天花為最危險。一旦罹患天花，身體裡就產生了病毒，而且一點痕跡都沒有，然而，一個星期以後，致命的症狀一下子就爆發出來了，不但發高燒、劇烈痛苦，身體上也長滿了水泡，死亡率為所有疾病罹患者的三分之一，即使適時受到治療而生存下來，傷害也將留在身上，甚至有時候會造成失明。 1979年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宣布「天花」已絕跡，那麼為什麼到目前為止，科學家仍然保存著天花病毒呢？這個辯論已拖了幾十年了，贊成者表示天花雖已絕跡，不過，在我們社會裡，實在無法確保在某個被遺忘的拐角處，天花病毒已不存在。為了證明這件事，在2014年，世衛組織接獲通報，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所，有人找到了幾個小瓶子，上面貼著「天花」的標記，不久，世衛組織確認是天花病毒，而把它消滅掉。 贊成保存病毒的科學家認為，為避免同樣的病症再發生，我們就應該保留天花病毒以繼續研究。 反對保留天花病毒的科學家卻指出，研究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境地了，科學界所發展出的治療疫苗有明顯的效果，即使天花病毒基因重組，出現人類又受到感染的情況，對於天花症狀的資訊，也足以分析出是否為天花病毒，也就是說，保存病毒所帶來的優點微不足道，但所冒的風險卻真不值得。 根據2010年的調查，幾個公共衛生專家所談出的結論，就是保留天花病毒其實缺少絕對的目的。進一步來說，讓天花病毒存在，反而威脅著人類，像1978年所發生的意外一樣，只要不小心有一滴病毒接觸到人類的身體，就會導致死亡。 保留天花病毒並為此所承擔的風險是否是正確的行為？ 到目前為止，最理想的情況仍然遙遙無期。
大家好。我今天想告訴你們一個萬聖節故事。一般人想到這個節日的時候，他們的腦海裡會出現好像鬼魂和骷髏，這樣的圖像。家人們會一起雕刻南瓜燈並且用萬聖節品來裝飾他們的房子。孩子們會打扮成他們最喜歡的童年英雄或電影明星等等。這些習慣代表世界上一般人過萬聖節傳統的風俗。雖然父母會告訴他們的孩子可怕的萬聖節故事，但我的萬聖節故事不是吸血鬼由來，而是關於我的家人迎接我小妹妹加入我們的家庭。 父母生了三個男孩之後，他們決定我們的家庭的組織需要改變。養三個男孩含辛茹苦。簡單地說，一個三男之家，有時候，簡直就是一家動物園。為了平衡起見，父母決定家庭裡需要一個小女孩。再生一個嗎？萬一又生了個男孩怎麼辦？對我的父母來說，與其冒生下另一個男孩的巨大風險，不如找別的方式 。於是領養一個小女孩。因為我的家庭長期住在中國和香港的緣故，他們非常熟悉獨生子女政策和這種政策對中國兒童的人口有什麼影響。中國大約兩千萬個孤兒，其中大部分是女孩。我的父母到底決定領養一位小中國的女孩。 我清楚地記得父母把計劃告訴我們三兄弟的時候。 我當時十歲，是老二。 小的時候，我一直以為當老二很酷。這是我非常自豪的事情。 倘若我們領養一個女孩，我就失去獨特的地位了。 一個不認識的小女孩怎麼敢奪走我的地位呢？再加上，他們打算在萬聖節期間前往中國。我媽媽說了“今年，你們不會去要糖果，而你們會去深圳要一個新的妹妹”。這個所謂的新妹妹徹底搞亂了我的萬聖節計劃。 我們五個人去深圳的時間到了。當我們在萬聖節那天走進孤兒院的時候，我的心立即被悲傷的氣氛佔據。為什麼有父母會遺棄他們的孩子，讓他們住在這裡？我妹妹在她生命裡前兩年住的環境是我希望人們永遠不必體驗的。我心想，任何人都不應該在這種地方過萬聖節。當我們迎接新妹妹加入我們的家庭時，都流下幸福的眼淚。我很興奮地教我的小妹妹如何正確地慶祝萬聖節。 對於我的家人來說，萬聖節之所以一個非常特別的節日，是因為我們不但雕刻南瓜燈、穿戲服，同時也在心裡感謝多年前的這個萬聖節禮物。
自從美國總統川普就任以來，人們已經習慣他的驚人之語，去年12月6號他突然宣佈了美國政府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的首都。同時打算把美國的大使館從特拉維夫搬到耶路撒冷。這項決定吸引了世界各國的關注。為了讓大家瞭解美國政府的決定起見，今天我要分析這項決定的重要性和爭議性何在，以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雙方對這項決定的觀點。 何以見得耶路撒冷如此重要呢？原因在於耶路撒冷在歷史上，政治上，和宗教上，是一個既豐富又複雜的城市。它的歷史超過了四千年，同時是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這三個一神教最神聖而重要的地方之一，也因為這個緣故，現在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衝突的中心。 既然耶路撒冷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聖地之一，川普的決定當然引發了很多不同的反應，其原因在於他取消了美國實行了七十年的政策。川普之所以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有三個主要的原因：首先，他認為耶路撒很明顯是以色列的首都。其次，是為了實行1995年國會所制定所謂的［耶路撒冷大使館法律］。最後，他想要打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僵局，發起和平談判。 從以色列的角度來看， 耶路撒冷不要說是現在以色列的首都，就是從三千多年以前一直到現在跟猶太人，猶太教也有很密切的關係。那就是說，其實在耶路撒冷被破壞以後，猶太人還是住在那兒，並沒有離開。何況，在1967年的戰爭中，以色列人團結起來自我防衛。因此，理所當然是以色列的領土。 至於巴勒斯坦則認為耶路撒冷是他們的首都，是它們的領土的中心，也是伊斯蘭教第三神聖的城市。到目前為止，耶路撒冷的人口中有百分之三十五是阿拉伯人。因為川普沒有承認耶路撒冷也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所以他們一致譴責川普的決定。 對我個人來說，我認為美國總統新的決定有利有弊。就像華盛頓是美國的首都一樣，我身為一個以色列人，認為耶路撒冷一定可算是以色列的首都。不過，我也承認另外一個民族也想要堅持自己的權利。而白宮的態度，恐怕將使得兩國陷入更緊張的情況。總而言之，不管美國政府怎麼說，我認為除非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直接對耶路撒冷問題加以談判，要不然兩國的衝突很不幸將會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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