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的特征之一即是烏托邦理論的發展與傳播。出人意表的是，未曾實踐的理論突然湧現在美術與文學等領域百花齊放，且代表著近代社會精神的關鍵性轉變。烏托邦的焦點以將來的圖像為重，然而它的技法植根于現實；于是包含烏托邦概念的作品都會與現實有著密不可分的連結，從而建立烏托邦論的本質二分框架：現實與理想的辯證法。

　　本文由此出發所談論的兩本小說，即沈從文一九三四年出版的《邊城》和蕭紅一九三五年的《生死場》，兩者表面上雖是南轅北轍，但事實上，這兩本出色的作品皆可歸結于民國時代存在的真實──批判與期望的一體兩面。《邊城》故事的地理範圍雖僅限于湖南茶峒這個小鎮，但與此同時，充滿溫存的人物交互將讀者帶進了歷史與場景，作者描述的情景仿佛無窮的時間與空間，而樸素的生活則由纖柔細緻的文筆所構成。天真單純的愛情故事全面否定了現實，讀者則能以它來撫慰現實中的不滿，將自己的回憶與妄想在故事中發揮。於是，《邊城》的理想世界成了讀者所投射的桃花源了。

　　而《生死場》便不然了。運用樸素與冷淡的文筆，蕭紅對當時的社會下了批判，刻畫出角色日益嚴重的受虐情形以引起讀者的關注同反感。故事的發展似乎只有層層的苦痛，從伴隨自然而來的生死規律到戰爭導致的社會情況惡化，從季節性的生死平衡到地上遍布的死屍與廢田。所有的有機的生物都無法逃離蕭紅的尖刻文字，也無法逃避前文所提到的批判。雖然受制于生態的因素未必客觀，這仍是一個完整的世界。此外，這種絕望感並非只是犬儒主義的發泄，反而是透切的「現實」描述。這圖像實是理想的對立面，亦若是它的鏡子。

　　從一方面看，《邊城》的茶峒是抒情浪漫的理想世界，一如希爾頓的香格里拉，反之，《生死場》的農村則是一個乾燥缺氧，欲求烏托邦將它帶走，將它淨化的社會，但烏托邦無法在現實的東北實現，仿佛只是舊世界幼稚的留存或遙遠的空談幻想。但從另一角度來分析（古代原始的烏托邦觀），烏托邦真正的價值不在于它的實踐與否，而是藉由幻想美好社會反映出現實的種種缺失，以便反思如何改善。為此，《邊城》與《生死場》分別代表了烏托邦觀點的兩面，兩本書並無重疊之處，甚或可說，他們既是彼此的鏡子，又同時是烏托邦的最佳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