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説」、「觀念」、「主義」，諸如此類的思想不能完全一致地傳到新的地方，常常先要因應當地風土民情而做出改變。我們現代人讀古代哲學家書籍的時候，吸引我們的是與現今生活密切相關的觀點或主張。在歷史上，人們也常爲了解決自己的問題而參考別的時代、別的地方的學說。舉例來說，朱熹把孔子與孟子的主張加以改變而成爲他自己的理學。中世紀的神學家兼哲學家托馬斯·阿奎納(St. Thomas Aquina)借用了阿拉伯哲學家阿維森納(Avicenna)的觀點，將穆斯林神學改變成天主教神學。另外，也許最明顯的例子是近代的中國。

　　清末與民國初年，對中國漢族知識分子來説，他們的思想反映了「救國」的公認價值標準。從青少年起，他們看見中國國勢每況愈下，當局落入貪污腐敗的循環，既不能統一國内的軍閥，又不能抵抗國外的殖民强國。在他們的眼裡，救國是知識分子的責任。他們應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了使國家富強，他們盡力學習新知，認真地尋找那道可以把中國擠進通往「現代」的窄門。

　　1910到1930年代，西方國家也遭遇到很多困難，提出很多新的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發生了經濟危機，在這種情況之下，自由放任主義與古典馬克思主義這樣讓社會自由發展的學説，已經不能滿足新時代的要求。因此，當時在歐洲，列寧主義，法西斯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這些積極改變社會的學說逐漸擡頭。這些思想傳到中國的時候，中國知識分子捨棄他們覺得沒有益處的部分，至於思想是來自哪裡或以什麽學説為基礎都無關緊要。他們僅僅在乎哪個部分可以讓他們把中國建設為强國而已。

　　再拿蔣介石做例子。他跟美國共組聯盟國，向德國與意大利這兩個國家學習法西斯主義，也藉著列寧主義的辦法來發展國民黨。他特別喜歡法西斯主義，並且以政府的威權控制社會文化，打敗政治對手，發展國家經濟。同時，他爲了獲得地主的支持而消滅共產分子以避免農人造反，也利用列寧主義的「黨内之黨」手段控制自己的黨。毛澤東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他同意列寧的看法，知識分子不能只等革命發生而已，需要變成前鋒發動革命。可是他除了懷疑列寧主義提出的黨內制度與結構以外，還相當討厭知識分子與專家，害怕革命以後共產黨黨員會變成新的剝削階級。他一輩子不能解決共產黨這個矛盾，因此到了60年代為對抗自己的黨，而實施文革。

　　在20、30年代的時候，為什麼沒有有權力的人支持民主主義呢？在國外，威權主義十分盛行。剛開始發展的國家，比如德國、日本、蘇聯等， 都看起來發展迅速。而中國國内，在內憂外患全面危機之籠罩下，西方的民主主義看起來對統一國家並無幫助，何況救國。如果我們想瞭解人們怎麼運用從外國來的思想，我們先要看他們重視當地什麽問題。沒有正不正確的利用方式，只有是否能看清楚社會目前的問題與可解決問題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