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與物質兩者之間到底應該有何關係？心靈與肉身呢？胡適在《我們對於近代西洋文明的態度》一文中提出：「精神的文明必須建築在物質的基礎之上」。在我看來，胡適過度強調物質文明的重要性，但縱使如此，我對其基本論點毫無反對之意。凡是精神上的發展，都需要從「衣食足、倉廩實」的基本條件開始，因為要「絕食修行」需要有食可絕，而「斷思維」與「無思維」有天壤之別。因此我在這方面與胡適意見一致，認為如果用所謂的「唯心主義」來安慰缺乏基本物質享受的貧民，便的確是誑語。而空談心靈事但面對大眾的困境卻袖手旁觀，簡直可謂慘無人道。

   不過，「唯心主義」在這一方面是唯一的罪犯嗎？我不得不指出，假使一個思想系統的主要目的是向老百姓扯起幌子，讓他們禁得起生活的痛苦，那麼該思想系統便不健全。這樣的思想系統僅是真正哲學的空心偶像，只能作為主宰壓制平民的手段之一。古代中國哲學確實有這樣的嫌疑，但西方思想也談不上是清白無辜。基督教、儒家思想都曾被爭權奪利的政治人物採用來說服而束縛人民。不管是唯心還是唯物， 凡是文明思想都是理想，不是事實，而理想在變成事實的過程中必然會發生變化。

      胡適所提倡的「近代西洋文明」雖然既不是基督教，又不是儒家思想，但這樣的文明思想是否就能避免控制人心的傾向呢？所謂「人化、社會化」的近代西方思想堅持要「利用厚生」、「兼濟天下」、「普渡眾生」，但是胡適自己也指出，高談這些理論的思想家未必會把該想法實踐出來。而胡適寫該篇文章時，還期待近代西方思想即將展現改善世界的實力。換句話說，其當時所描述的西方近代思想與所批評的古代思想之根本差異，即在於西方思想還沒化為事實，或還在實踐過程中，胡適因此犯了以理想對照事實的謬誤。

   以現今二十一世紀的眼光來回顧當時那充滿雄心壯志的近代西方思想，其雖然不「自暴自棄」，也沒叫人「安分守己」，但也不無缺點，只是缺點來自別處罷了。胡適所重視的西方思想的理性、人化、社會化，在二十世紀產生了意料之外的負面影響。扼要地說，胡適為了避免過分消極反而變得過度積極。

   近代西方思想拒絕「自暴自棄」的行徑，但因氣焰高張而造成的難題讓人不能掉以輕心。所謂的「理智化、人化、社會化」表示胡適一味信仰線性進步，相信人類主宰自然的能力，而這種過度信賴「理智」與「進步」的傾向降低了接受批評的能力。以農耕為例，德國曾經企圖使其林業「理性化」，卻因輕視自然迴圈的重要性而導致全盤失敗；在巴布亞紐幾內亞，志大心高的農業改革部門抹煞民間信仰，視之為不理性的迷信，而忽視其與農耕效率的緊密關係。因此，原本「戡天縮地」的計畫反而成為「逆天縮地」，也就是說在征服宇宙時忽略了自然迴圈、社會民情而導致自然災害。上述之例證明，過度信賴理性會導致簡化表面上顯得「不理性」的重要現象，而鄙視所謂不理性的想法所造成的危害不容小看。

   胡適對科技、理智懷有過高的希望，認為人類可藉此實現「人的樂園」與「人世的天堂」。二十世紀的政治人物亦然，他們企圖征服大自然而兼濟天下，但是事實證明後果嚴重。在「改善」自然的過程中，蘇聯、坦尚尼亞以至於六十年代的中國都曾發生自然災害與大規模的饑荒。誠然，科學、理性有其作用，而該作用對人類的物質享受貢獻不少，追求理性目標也未必衍生禍害。不過，為了追求理性目標而不理會「不理性」的實際現象，其實正是胡適所蔑視的「專靠信心」的行為。在這一方面，胡適思想不但沒有把宗教理性化，反而把理性宗教化，這即是過度自信心所導致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