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儒者黃宗羲之《破邪論》是一篇著作於作者晚年的理論作品，堪稱此偉大學者之遺言。作為一位無法實現其政治意志的明朝遺民，黃宗羲仍舊保持他「純儒」的風骨氣節，終生推廣「復三代之治」、開發「實學」教育的政治目標。但不可否定，黃宗羲的世界觀也必定經過某一個程度的改變；因此，分析《破邪論》的工夫或許將對明清思想史的研究發揮積極作用，將使我們接近了解「飾巾待盡」的黃宗羲如何總結他的學說。

　　首先，本文要對書名說兩句。作為已經離明清之際的社會狀態超遠的現代讀者，我們應該如何了解黃宗羲對「邪教」的思維？首先，我們必須承認，「邪教」與「正教」此兩個相反詞在中國思想史上，一直未嘗有固定不變的意義；因而，作者對「正教」與「邪教」之定義離不開該作者的學派和政治立場。我們必須以此概念分析黃宗羲著作的內容。黃宗羲說：「此等邪說，雖止於君子，然其所由來者，未嘗非儒者開其端也。」可見，對於邪說之由來，儒家的先輩應該負責。因此，黃宗羲想要補救「先儒……之所未盡」的立場，可以說是修正邪說的根本原則。

　　就陪祀系統而言，其又說：

　　「蓋由後來儒者，視孔子門牆窄狹，行焉比跡，誦必共響，名節重於國事，莫肯硬著脊樑肩此大擔，徒以亢陽勝氣齟齬於事變之來，只討便宜做去。」

　　明顯地，雖然黃宗羲抱著「闢佛」的觀點一生對抗佛教與道教的社會力量，但在最終的分析中，其也把「非實際」的儒學、科舉制度乃至宋代的「理氣論」看成邪教，對理學的宇宙論又進行攻擊說：「是必有真實不虛者存乎其間，惡得以理之一字虛言之也。」也就是說，其甚至認為宋明理學也早已雜入非正統概念的思維、扭曲了儒學的純粹精神。

　　本篇文章的內容以及思想趨勢，值得更廣泛的討論。黃宗羲屬於十七世紀的「實學派」，終生注重積極政治工夫。但是，就《破邪論》包含的九篇文章而論，其中七篇是關於學術和典禮問題的，兩篇以社會制度的弊病為主題。作為「世忠營」領導人的黃宗羲，其遺言重視學說典禮而少論「復三代之治」之政策或策略，原因何在？本人猜測，黃宗羲之思維如此，是因為其開始質疑「十二運」的樂觀歷史觀，而放棄大規模體制性改革的念頭；處於「道逆時反」的時勢，黃宗羲把「修正」儒學先輩的缺點當成他一生最後的實際工夫。從此角度來看，令我們不得不質問：缺乏如黃宗羲「浩然之氣」的我們，處於邪世，我們的才能、權力顯然都有限；那麼，面臨成千上萬的急迫挑戰，我們應該用我們有限的風骨來擊破哪一些「邪教」呢？按照黃宗羲的觀點，我們應該從先輩同派之理論缺點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