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要在世界扮演什麼角色可能是人生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大多數的青少年首次面臨做這個緊要選擇與需要對自己的目標說出個所以然來的時刻，可能就是申請以及選擇讀什麼大學時。18歲就有很清楚目標的人固然存在，但是畢竟不是多數。根據我在波莫納學院求學的經驗，我認為選擇文理學院的確能夠讓青少年深入而切實地針對探索人生意義以及未來職業生涯做出全盤的探尋，在四年的學習過程中避免陷入短視近利的圈套。在溫馨與充滿想像力的環境裡學生們得以擺脫社會標準的影響，而真正著眼於自己的熱情所在。 根據課文作者的觀點以及本人的觀察，現代的大學生既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興趣，也不是為了充實自己的知識而上大學——現代的大學生僅僅只是為了得到社會的肯定而求學而已。因此大部分的學生處在社會或家庭壓力的陰影籠罩之下，而忽視了個人對學習的熱情與對社會的貢獻。他們只關心畢業以後的薪水及社會地位，根本沒想過要對社會有什麼貢獻，更何況思索人生的意義呢？ 如果要追究這個問題的原因，我認為要由高等教育制度來負起相當的責任。此時此刻，美國的大專院校大部分都只顧排名及捐款，而不顧及學生畢業以後可以發展的方向及道路，更不在乎他們對社會是否有所貢獻。因此，學生們可能需要鼓勵自己上進。而文理學院則能夠提供一個良好的訓練環境來幫助學生有自信地走向世界。 文理學院跟傳統大學最大的差異在於文理學院會藉著學習文科來獲得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就是不斷地提出能夠治本而不只是治標的解決方案，直到能夠分析出「某一個主張未免太膚淺了」，或是找出世界上存在著的雙重價值標準，以及持續尋找出問題的根源為止。長久處在這種不斷挑戰思想的環境之下，學生久而久之就會發現他們會仔細地檢討人生的目標與目的。就我在文理學院四年的觀察，學生慢慢會發現，對於學習，往往不會再是心不甘情不願地勉強上課與學習，而是轉為每天心甘情願，快快樂樂地追求自己的目標。我認為美國文理學院的許多做法也值得台灣的教育當局參考。
劍橋大學經濟學家Charles Goodhart 50年前說出了一句很深刻的名言：「當一個指標變成目標，它將不再是一個好的指標」。我認為這句名言能解釋教育制度根本的矛盾：不管教育制度有什麼指標，學生的「成功程度」也並不足以代表根本的能力或者潛力，而只是反應追求指標的能力而已。 在我們課文的作者的觀念裡，在教育制度的陰影籠罩之下，主動、好學、有擔當的學生簡直是鳳毛麟角。不過，這些所謂的「鳳毛麟角」的學生沒有辦法在社會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既然聯考和平均成績完全決定你的未來，又何必重視自己的興趣呢？畢竟，聰明的學生很容易發覺追求教育制度的指標是成功的管道。我現在要分析一下，我們到底有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升學主義的問題。 既然評比學生的制度限制了他們充實自己的知識能力，何不擺脫這個制度呢？在表面上這個想法完全不合理。不過，只要仔細觀察就不難發現，這樣的制度已經成功了。最明顯的例子是哈佛大學、史丹佛大學，和耶魯大學的法學院。這些大學的法學院不會給學生分數，只會告訴他們是否可以升級。在這種制度之下，學生認為成績不是唯一重要的事，達到完美的標準也是無關緊要的，因此他們更願意思考未來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按照自己的興趣決定未來的志向。 雖然擺脫評比制度有利於學生，可是卻不足以完全改善我們的教育制度。比方說，透過考試上大學的系統是無法擺脫的。考大學的競爭氣息越來越濃。明星大學的名額很有限，就算每個學生都是天才，淘汰制度也是無法避免的。為了鼓勵申請者追求自己的興趣，很多大學擴大評價學生的範圍。除了課程安排、平均成績以外，學校也會考慮學生的生活型態、課外活動，等等。這個方法或許有必要，但是這只是一個治標的方法。Goodhart的話仍然有道理：現在不少學生假裝他們有很特別的愛好，或者參加不喜歡的課外活動。這樣一來他們能說服大學：他們是很特別的學生。他們想要滿足每一個標準。 可見，評價學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什麼標準都會影響學生的行為。教育當局需要全盤檢討升學主義的指標，不然的話，那些指標會對學生產生負面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