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據說是世界上受儒家思想影響最深的國家。雖然儒家思想起源於中國,可是對南韓文化有既深刻又持久的影響,尤其是儒家重視的階級觀念、忠誠主義和孝道思想。這三個價值觀不但影響到南韓的家庭結構和教育制度,也影響到企業文化。換句話說,儒家思想可以說是南韓社會思想的中心。 階級觀念在企業文化中很明顯。也就是說,年齡常常比能力重要。雖然這個方法可以讓一些公司經營更有效率,可是年輕人如果表示自己的意見,同時反對長輩的指令,他們一定會受到其他員工的批評。為了避免受到譴責,年輕員工就必須約束自己的行為,以符合南韓工作環境的習慣。因此,大公司的創新來之不易。 其次,集體主義與忠誠精神也是儒家思想的重點之一,並且也是南韓職場文化的一個特色。根據儒家思想,人們都應該以任何方式注重集體的成功(collective success),甚至於犧牲自身利益。當然這個觀念算是走極端的,尤其是從西方國家的觀點來看,但是在南韓這個現象相當普遍。 雖然儒家思想在南韓社會中已有上百年歷史,但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少,尤其是從經濟和政治角度來看。因此,解決這些社會問題並讓南韓更發達的癥結是如何沖淡儒家思想的影響力。 多年來,南韓的經濟成長策略一般都是依靠本國資源、勞動力與企業實力來發展。這種態度是代表其社會思想,即儒家思想所強調的集體主義。幾十年前,這個方法有明顯的效果。1960年代左右,南韓既貧窮又面臨戰亂。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南北韓戰爭的緣故,南韓政府不敢依靠外商直接投資來改善其經濟,因此開始深入了解自力更生對於國家安全的重要性。自1970年起,南韓政府就開始藉著大量資助有潛力的本土公司來讓他們扮演領導經濟發展的角色。目前,這些公司的規模與市場優勢足以顯示這些政策的效力。不過,根據基本經濟理論,過分倚靠幾個專賣公司來推動全國的經濟有不少威脅。要追究這些專賣公司的影響力過大的原因,就必須歸咎於其歷史,再加上韓國人過度重視儒家思想,以及南韓的經濟過於保守,而使經濟停滯不前。 南韓經濟壟斷的現象很獨特,解決這種情況所造成的問題相對困難。原因在於,這個問題超脫經濟理論所建議的政策與方案。實際上,這個問題的癥結不是在經濟層面,而是在文化層面上。韓國的大專賣公司能夠存在的原因在於,勞動力過分尊重儒家思想過時的價值觀。為了對症下藥,該國政府非增加外籍人士的數量不可,如此一來,即能促進韓國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只要政府藉著不管是海外遊客或外籍勞工,來融合其他國家的文化與習慣,不但會沖淡本土文化,而且能降低儒家思想的盛行率。 總而言之,儒家思想為南韓商業文化提供了穩定和有序發展的條件,但是反過來說,在不斷變化的經濟與社會環境中,如何保留儒家文化的優點,同時減輕它的缺點,可以說是南韓最難解決的問題。為了經濟發展,韓國文化必須與其他文化融合,才得以前進。
我個人把《西潮》的第二十章「國民黨之出掌政權」看作這本書的轉折點。蔣夢麟已經給讀者介紹他小時候在清朝末年的浙江成長的故事,包括家庭背景,他的父親為什麼支持他參加科舉考試,後來也繼續支持他負笈西行。他跟讀者分享他在美國加州大學的某一天參加了兄弟會的營火會,第二天去了舊金山聽孫中山上街演講。他在美國的時候積極為《大同日報》寫社論,但他當時主要還是做學生。因為他的興趣很廣泛,他花很多時間從不同的角度來了解大自然、農業、社會、政治與教育。這也符合論語裡的智慧,「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他1916年滿三十歲。1917年,他擔任江蘇省教育會的理事,然後成為北京大學的校長。對我來說真算是「三十而立」。從1919到1927年他在北京,這是中國的文化和藝術的中心,他以他對教學的熱情引導整個大學渡過一個混亂時期。1927年,在蔣總司令的領導之下,國民黨定都南京。1928年,蔣夢麟42歲的時候,升職為教育部長。按照論語的順序,四十而不惑,此時蔣夢麟剛好有機會在南京,加入「十年功夫讓國民黨從事建設」。 在南京十年,蔣夢麟雖然擔任不同的職位,但都算在中華民國的黃金時期影響力至深的職位。 我為什麼說「四十而不惑」在這裡很適當呢?我們雖然可以說北京大學是中國整個社會的一個小縮影,其實不是。對於很多老百姓來說,大學跟他們的日常生活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但是義務教育和全國的建設確實涉及到每一個老百姓的生活。蔣夢麟開始擔任中央政府裡的職位需要消除困惑以及沉浸在南京的革命精神之中。 我們可以從他不同階段所崇拜的偶像,看出他在人生不同階段的價值觀。他小時候最佩服的人是他父親,接著是孫中山和杜威博士,在他滿四十歲以後的十年,他的偶像是蔣介石,沒有第二人。蔣夢麟的爸爸很懂金融又溫柔,杜威博士懂教學和民主,孫中山懂修辭、策略和三民主義,但是他們都沒有蔣介石的勇敢。蔣介石是1887年出生的,也就是小蔣夢麟一歲。蔣夢麟這樣描寫蔣介石在南京十年的態度:「蔣總司令從揮軍攻克北京到對日抗戰的前夕,十年間為同一國家,真是宵旰辛勞,席不暇暖」。 統一國家不是實驗室裡的研究問題,反而是把四億七千四百萬人的生命當做你的實驗對象。除了蔣介石外,當然也有別人要掌控政權,但蔣夢麟擔心的是他們的手段會比較苛刻,像共產黨清算地主這樣的事情。蔣夢麟認為國民黨的建設藍圖在每一個方面都對中國有利。在蔣介石的領導之下,國民政府建造了中央博物館,建築了好幾公里的公路,連接了好多重要城市的鐵路,如此一來地方性變亂就可以迅速敉平,減少盜匪和暢通各地間貨運。現代化建設也有利於人民交往和觀念交流。人民能夠在南京新種的蔥翠樹木下聊天就是非常好的開始,之後還能逛中山路看現代大樓的釉瓦、雕梁、花窗,就更代表以人民為中心的政府來了。 當時全世界局勢很恐怖,但蔣夢麟和他的同事不願意浪費時間。他們很勇敢地實現他們的計劃。
為了保護環境,現代的消費者看到產品上有幾個跟環保有關的詞,例如「自然材料」或者「生態友好」會更為願意選擇購買這些產品,然而其實這個現象指的正是漂綠。像一個極其熱門的詞「可以生物分解」,當人們看到這個詞,他們會想到用完產品把它丟了以後,過了一段時間垃圾就消失了,實際上產品除非在適合的環境條件裡,要不然難以生物分解。 所謂漂綠指的是一個銷售策略:大公司會通過漂綠來宣傳關於公司很環保的虛假廣告或是信息以吸引消費者,然而並沒有真正採取有助於環境的措施。無論日常物品也好,衣服也好,都會進行漂綠。 除了使用有吸引力的字,公司也會宣稱產品滿足具體的環保認證,但是認證可能是假的或者是沒有可靠性。此外,公司會把消費者的關注集中在產品的某一個好的方面,例如碳排量低,然而產品會使用過度的塑料包裝,這些行為其實對環境的幫助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沒有的。 現在,由於氣候變遷,許多公司發現環保產品在社會上有崇高的價值,因此他們的銷售策略隨著社會價值的改變也變了。這些公司重視獲利,而實現的核心在於發展品牌名聲,保留顧客。漂綠理所當然對環境有惡劣的影響,同時也代表公司正在欺騙消費者,這樣一來會對企業永續經營的信心產生強烈的侵蝕。 作為消費者我們如何讓漂綠的現象減少呢?如今,在企業長期漂綠的情況下,已經產生了難以解脫的惡性循環。首先,只能由消費者主動了解「漂綠」的存在和哪家公司會這樣做,他們就有意識不再支持那家公司。我們應該對聲稱產品是環保的公司進行調查,它們到底有沒有違反認證以及自己的承諾?如果有,我們可以要求公司遵守其承諾。其次,我們應該要求政府指制定禁止漂綠的政策,進而加強對各產業不道德行為的監管。 大公司那麼隨意地欺騙顧客,怪不得很多人對它們抱著懷疑的態度,但是它們在做善事這方面有巨大的潛力。為了建立更公平的世界,漂綠和如何應對漂綠確實值得關心世道人心的社會大眾來探討研究。
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講的題目是台灣的原住民。我會把這個題目分成三個部分來說。首先,我要簡單地介紹台灣原住民的歷史。其次,我要討論台灣的政策如何影響原住民。最後,我會給台灣政府一些改善原住民生活質量的建議。 原住民是誰呢?所謂的原住民是本來就住在一個地方的人。從歷史上看,台灣原住民是最早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並且在後來被很多不同的國家或政權殖民過。 根據我所研究的內容,台灣原住民受到日本與國民黨最大的影響,這些政權讓原住民按照政府制定的政策生活。為了讓大家更加清楚起見,我會詳細地分析日本、國民黨,還有現代政府對原住民的政策。 從1895年到1945年,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也就是大家知道的「日治時期」。那時候,日本把原住民一代一代傳下去的土地都偷走了,然後非要他們替日本人工作不可。政府不給原住民自由,還不讓他們有自己的文化。 1949年,在國民黨控制台灣的過程中,軍隊統治全國,限制台灣人的自由。而對原住民而言,他們不但不能說族語,而且很多原住民的領導都被國民黨殺了。國民黨的政策對所有人來說都相當痛苦,其中,以原住民為受到最嚴重影響的族群。 那最近的政策呢?2024年,台灣立法院修改了一個法律,結果原住民的代表將不再收到薪水,而有些人怕這個政策會對原住民的政治參與帶來負面的影響。除此以外,台灣政府還沒完全把偷走的土地還給原住民,可見,政府對待原住民的情況還有進步的空間。 我認為為了改善原住民的地位,台灣政府首先必須承認過去的錯誤,才能修改法律和政策。其次,政府應該在原住民語言的教育上投入更多資源,這樣才可以真正保護傳統的文化。最後,台灣政府必須把原住民本來的土地還給原住民,並且投入資源解決這些土地環境污染的問題。 總而言之,原住民面對的困難來自許多原因,所以解決原住民的問題沒那麼簡單。我要說的還有很多,不過,因為時間的關係,必須在這裡結束。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提出來。
大家好,今天,我想探討台北在城市規劃與經濟的交會之下對土地空間分配的影響。首先,因為台灣是一個多山的小島,因此可供開發的土地是有限的。其次,台北作為經濟和政治中心,所以土地空間的不足對城市規劃是一個挑戰。政府如何利用每一平方公尺的土地將直接影響人民的購買力、社會公平性以及人民的生活品質。從高樓大廈到捷運路線,每一項建築都需要用到土地。 當今,台北正面臨著許多土地分配制度的社會問題。首先,地價非常高。這是土地稀缺和市場需求所導致的直接後果。並且把土地從共享的資源變成投機的商品。昂貴的成本影響了人們生活中許多部分,包括房價,公司商業營運等。這把台北變成了在全球上市民最難負擔起房價的城市之一。 其次,政府獲取公共土地的方式受到批評。例如,土地徵用。雖然徵用對城市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至關重要,但是給地主的補償往往低於實際的市場價格。 台北市政府可以藉著調整地價稅來解決土地問題。當城市建設新設施像捷運時,附近的地主不用做任何事,土地就會升值,此時政府可以收取部分額外的稅收。然後政府可以使用稅收造福人民,例如改善公共交通, 設置新公園,以至於改善住房問題。 這樣的城市規劃怎樣能夠真正的落實呢?在我看來,最重要的是讓民眾能充分參與政府發展的決定,這是因為很多民眾具有專業的能力,所以讓民眾參與規劃往往可以提升政府的計畫,有助於使計畫為大眾所接受。總而言之,如何管理城市規劃與經濟,不但是政府的責任,而且也是社會集體的責任。
大家好,我叫王凱。我的專業是醫學跟中文。因為專業的緣故,我花了一段時間在醫院見習,所以我對美國的衛生健保制度很熟悉,也因此知道這個制度的缺點。我聼過許多的病人說:「我負擔不起這個藥」。有的病人得拒絕接受緊急使用的藥,原因在於他們的衛生保險不包括這些藥。有一次,我甚至聽到一個病人說他選擇死亡,這樣可以緩解家人的經濟壓力。這就是爲什麽在我看來,美國的衛生健保制度需要改革。幸虧,並不是全球的衛生健保制度都一樣。台灣是世界上健保制度最完善的國家之一,這就是為什麽我選擇研究台灣全民健康保險制度。 那爲什麽美國的健保制度存在那麽多問題?首先,美國的醫療制度注重治療行爲,而不注意防止疾病。其次,美國沒有一個統一的全民健保制度,導致許多人因爲失業、收入低或者其他的緣故無法享有醫療保險。即使有保險的人,也可能面對昂貴的保費,使病人避免或放棄接受治療。美國以賺錢爲中心的醫療系統有根本的問題,這樣的系統會讓人的疾病變得更嚴重,終至花費更多資源。再説,私人保險公司進入醫療體系後,他們的目的並不是照顧病人健康,而是將盈利置於健康之上,這使健保制度變得更加商業化,忽視了病人。這些問題表示美國健保制度不僅效率低,也缺乏公平性。 由於我所說的緣故,我認爲美國的衛生健保制度需要改變,必須效法其他國家的做法。這樣看來以醫療保健聞名的台灣是個良好的例子。 台灣的全民健康保險是怎麽設立的?台灣曾經有過醫療資源分配不公平的問題,人民無法負擔醫療費用。爲了解決這些困難,政府在1995年正式實行全民健康保險,目的是讓所有的公民都能獲得平等且可負擔得起的醫療服務。健保制度是由政府領導的,在這個新的制度之下,工人、農民,甚至貧民的保險系統都統一了。這項改革讓醫療服務變得更容易取得,也提高了全國人民的健康水平。儘管建立過程中遇到了不少挑戰,但是由於政府堅定的決心和民眾的支持,這個制度最後成功實施,成爲許多國家想要考察的制度。 台灣的醫療健保制度在世界上非常有名,許多國家都想要學習。台灣的健保是世界上少數能平衡費用與有效使用的制度。再説,台灣的臨床科技非常先進,所以了解台灣健保制度對改善美國制度有好處。根據《The Lancet》和其他國際雜誌的報導,台灣的健保制度在公平、效率和醫療效果上都一直排在很高的名次。比如説,台灣的行政費用非常低,僅佔健保花費的百分之二左右,而美國的行政費用高達百分之八以上。這代表台灣將多數的費用花在病人實際的需要,而不是浪費在保險公司。再説,全民都有健保卡,所有的健康記錄都能隨時查看,使醫療資源的分配更有系統,也更透明。這些做法證明台灣的制度不僅省錢,也能照顧到大多數人民的健康。 固然台灣的健保制度完善,但還存在一些缺點。譬如説,由於醫療費用較低,許多人因為一點小病就去看醫生,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也使醫院和醫護人員面對沉重的的負擔。此外,在農村地區,由於人口較少,交通不方便,以及醫療設備不夠,居民較難獲得高品質的醫療服務。有些農村醫院因爲收入低於支出,經常受到損失,甚至面臨關閉的風險。這不僅影響當地民眾的健康,與此同時加深城鄉醫療資源的不平等。 雖然在台灣最偏遠城鎮的醫療保健服務有限,但是還是遠比美國農村的更加有效。我住在美國最貧窮的州之一,因此我知道住在農村看醫生的困難。譬如,有朋友的家人需要開車開兩個小時才能接受治療。美國這種醫療服務不均的情形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 根據我的觀點,美國跟台灣最明顯的分別在於:在台灣接受醫療服務是一個權利,但是在美國只是一個服務。這個根本差異影響了兩國人民對醫療系統的看法與期待。在台灣,政府通過全民健保制度,保證每個人無論收入多少、職業為何或住的地區在哪都能夠獲得基本的醫療照顧,這是因爲享受健保被認爲是基本的人權。相反地,在美國,醫療通常被認爲是一種商品或服務。這樣的制度造成了巨大的不公平,使許多低收入的人或沒有健康保險的人無法獲得完善治療。 因此,我想學習台灣的做法讓更多人獲得醫療服務。台灣有一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讓絕大多數的人都可以看病,不需要花那麼多錢。即使貧窮的人也可以得到所需要的藥和治療。這讓我很感動,我希望在美國的農村地區也能實行這種政策。 總的來説,我要帶動美國農村健保制度的改革。在此方面,台灣提供了一個非常值得效法的例子。台灣全民健保不僅有人民普遍能負擔的醫療費用,也使整體社會更加重視健康。透過統一的健保制度,合理的行政成本和有效的醫療服務,台灣成功縮小貧富之間的健康差距。雖然此制度還存在一些問題,但是大體上說,台灣使我們看到一個政府在醫療保險方面可以做到的責任與承諾。我深深地相信假使美國以台灣的健保制度做例子來改革目前的健保制度,那麽美國各地都能享受更加完善的醫療服務。我希望有一天,美國的每個公民,不管住在哪裡,掙多少錢,都可以負擔得起醫療費用,就像台灣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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