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月以前我跟一個臺灣朋友一起喝酒，討論我學中文的過程，她問我初學的時候，老師們是用注音符號（bopomofo）還是用「ABC」教我們?  我回答大多數的漢語作為二語的課程都用拼音教學，她說:「但是ABC無法表示很多中文發音，譬如用 「X」不能表達 「西」這個音符，只有bopomofo才能表示中文發音。」她說了這句話，我才發現那位很聰明的朋友對語言的瞭解有一個盲點：她以為一個語言的符號就足以表達那個語言的聲音，卻不明白一個符號和一個聲音沒有絕對的關係。

　　我朋友所犯的錯誤，應是無可厚非的，因為從柏拉圖一直到像盧梭等歐洲哲學家，都以為一件事物和它所指的詞彙有密切的關係，換句話說，一個詞彙就足以代表事物的本體，詞彙跟概念或者事物的真理都存在一種自然的關係。但其實不然，在19世紀末，一位瑞士的語言學家弗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對這個傳統的理論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質疑：如果聲音表達物體的本質，為何世界上有成千成萬種不同的語言？他說一個概念和一種聲音是任意的，而不是自然的，雖然他的論點在表面上看起來很簡單，但是它對語言學、哲學、社會學，乃至人類社會科學基礎理論的影響都相當深遠。

　　索緒爾把概念叫做「所指」（signifié），把聲音或者形象叫做「能指」（signifiant）。能指不只是聲音，也包括形象，連這個牌子或這個動作【圖片】也算是一個能指。
 

   　　一個所指和能指沒有自然的關係，而都是人所創造與約定俗成的，請看「照片」，簡單地說，一棵樹在英文中是tree，在德語中是 der Baum、在法語中是 un arbre 等等，那這是什麼呢？到底是tree 還是樹呢？兩者都是不容置疑的，因為所指和能指的關係是任意的，毫無任何理由或者邏輯上的原因，

　　索緒爾認為，所指和能指結合起來才能產生一個符號，它們被定義的時候，所指、能指和符號才能存在。下面的圖解釋所指與能指如何變成一個符號，A就代表知覺和外界給我們的印象，它代表全部「所指」的可能性，這些印象尚未形成一個概念或者思想，都是很混亂的；B則代表能指的可能性，也只是混亂的音符，還沒演變成詞彙，在一種語言制度裡，一個印象和一個聲音被切割了以後，才產生一個符號，才讓所指和能指存在。索緒爾用一張紙的上面和下面做比喻，不可以把上面與下面分開，如果上面存在，那下面就得存在，反之亦然。

　　一個符號的一致性不是從概念來的，符號和它的認知沒有絕對的關係。那是因為在一種語言的整體性，按照約定俗成，我們說「樹」，而不說其他的聲音。在一種語言結構裡，一個符號的一致性不是因為它代表那個東西，而是因為它指的不是其他的東西。譬如，為什麼在中文裡不以「狗」這個聲音來指「貓」呢？一隻貓就是一隻貓，因為它不是狗、不是杯子、不是你、不是我等。明明是貓而說狗，不符合中文整體的符號結構。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我突然用「狗」這個能指來表示「貓」的概念，也同時用「貓」 來表示「狗」的概念，然後所有的人也都那樣做，在將來這就是一隻狗，而那就是一隻貓，是因為那種改變也改變了中文符號的系統，因此，索緒爾認為一個詞彙的一致性是從「純粹差異」來的。

　　你可能會反問: 「很多中文漢字看起來都像它所指的事物的形狀，比方說，人這個字就看起來像一個人的兩條腿，或者日那個字看起來就像太陽一樣」，但是在其他使用象形文字的語言中，他們用不同的象形文字來代表這些東西，【請看一些從古代語言來的例子】，哪個象形文字是更客觀的，更自然的？不可諱言，沒有任何標準來評估哪一個符號更適合自然的現象。

　　你們也可能提出另外的異議:「象聲詞跟它所描述的聲音，確實有自然的關係吧?」通常學中文的學生都把中文的象聲詞視為幼稚，是因為每一種語言的象聲詞都不同，譬如，一隻狗的聲音是「汪汪」或是「bark bark」或是 「woof woof」 呢？若你們的回答是:「中國的狗只講中文，而美國的狗只講英文」，那肯定是不正確的！顧名思義，象聲詞只是一種能指，它與所指的關係還是任意的。

※ 作者：杜星平／2018年秋季班／ICLP六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