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由於中國大陸的經濟蓬勃發展，而且政治影響力日益強大，到兩岸學中文的人隨之而增加。看在台灣人的眼裡，一方面頗以此為榮，另一方面則以此為憂，就因為如此，所以時常問外來的人：「你認為中文未來會變成世界的通用語言嗎？」 在表面上，確實存在著一個客觀的衡量方法和答案，而這也是接下來我要分享的一部分。但是，對我而言，此一提問僅是冰山一角。也許，其背後潛藏著華人更深一層對自己的疑問，說不定其最終想問的問題是：「中華文化到底還缺乏什麼呢？」 何謂「通用語言」？ 要回答第二個問題，必須先從上述所謂的客觀性來解析到底什麼可稱為「通用語言」。由於一百多年來現代語言學有許多新的研究與發展，因此不同的語言學家可能各有其見解。雖然如此，我倒是要引述一位作家水村美苗在《日本語滅亡時：在英語世紀中》的觀點，由於其精通日、英、法三種語言，因而能提出異於他人的獨到見解，發現「通用語言」跟大家熟悉的「國家語言」的決定性區別。 在一般人的腦海裡，「國家語言」就是該國最普遍的語言，是能讓人民彼此溝通的工具。可想而知的是，我們也會自然而然地以為此跟「通用語言」大同小異。但既不懂二者的差異之處，又對於「中國的人口最多，中文卻還不是世界的通用語言」這個現象難以了解，所以深感莫名其妙。 根據水村美苗的解析，「通用語言」不是有最多人「說」的語言，相反的，一種語言有多少「讀」者、學者以及翻譯者，才能決定它是否能提升到「通用語言」的地位。通過某種「通用語言」，不同母語的讀者能透過翻譯來與世界頂峰的智慧和文學進行雙向溝通。我們之所以要讀一個通用語言，即是因為文字經過幾千年的歷史，收藏了自古至今各地人類的智慧精髓。而一種「說」的國家語言在原則上不符合通用語言的資格，其理由在於「說」遠難於「讀」──這是學外語者都知道的一個事實。。 拉丁語遺產的啟示 在回頭看中文的情況之前，也應該先轉過頭來，向西看看歐洲「拉丁語」這個通用語言。一提到「拉丁語」，任何人都會很容易地想到它如何引導了西方的發展以及各國之間的交流。各地區各時代的西方人，如南歐羅馬的維吉爾（Virgil）、北歐英國的牛頓（Newton）, 西歐荷蘭的史賓諾沙（Spinoza）, 以及東歐波蘭的哥白尼（Copernicus）等，都曾經使用拉丁文進行「筆談」，討論各種各樣的話題，包括宗教、哲學、科學、醫療、文學等在內。 現代歐美國家的人仍然認為拉丁語及古希臘語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視的，而且其貢獻是顯而易見的。對於這種值得驕傲的遺產，他們認為若有人願意把這兩個語言學好，不但能看懂西方三千年左右的歷史、文學、哲學，而且也才能真正深入地跟現代的西方人一起討論、分析和欣賞其共同的遺產。只要查任何西方大學的維基百科網站，就會發現許多大學的校徽上都有用拉丁文寫的校訓，而每所大學都附上了拉丁文的校名，無論是南美巴西說葡萄牙語的大學、東北歐說芬蘭語的大學、或者說英文的澳洲或北美大學，都無一例外。 小中華思想 可喜的是，在東方的歷史中，文言文在國事上、哲學上、文學上，也扮演了一模一樣的要角。它具有任何「通用語言」的性質，足以讓二十一世紀之前彼此從未見面、相隔幾千里、不同國家與背景的人——從君王、官吏、將軍、詩人、畫家，甚至到革命者以及情人——都能通過「筆談」建立或保持人際關係，並藉此交流來進一步發掘彼此之間的共同性。 儘管如此，為何一百年前五四時代的中國人自慚形穢地打倒孔家店、丟棄線裝書？為何１９６６年以來的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毫不留情地執行文革，再一次把祖先的遺產視為活生生的夢魘而企圖消滅？為何近幾年來，連中華民國也開始把文言文視之為祖先的拖累，試圖縮減文言文課程？ 一言以蔽之，其根本原因在於它並不是任何國家的「國家語言」，而像是一種寄人籬下的「通用語言」。現代台灣與大陸人還必須把文言文翻譯成自己的「白話」，這就透露出所謂的「古文」更像一種外語了。由這點看來，台大政治史學教授林俊宏說，要是大家願意承認這個早已存在的事實，而在教育上把文言文視之如「外語」，而與英、日、德文等並列，讓學生選擇，台灣學生才會有動力、有興趣，像學習外語一樣地學習文言文。 與台灣和大陸相對，兩韓和越南已經採取了更「近代」的教育政策，近一百年來，其處於「西發里亞主權體系」國際法（Westphalian Sovereignty)的基礎之下，皆認為如果要跟中國、日本與其他大國平起平坐的話，除了一定的經濟發展或軍事勝利以外，也必須強調本土文化的獨特性，同時也非接近西方主流的思想不可。結果是，二戰之後兩韓和兩越都不願意自己的文化與混亂的中國和被打敗的日本相似，而中華古代經典的影響卻早已內化，因此他們開始大刀闊斧地執行全盤革新，企圖徹底地剷除彼此之間的共同遺產，甚至他們使用已久的漢字也被埋進了歷史的廢墟之中。無論是資本主義也好，共產主義也好，都借了一點西風去遠遊，學習了西方的文明。從此，明朝衰落後其自以為文明新中心而產生的「小中華思想」也隨之而飄散。 與此時同，日本也恨不得能趕上西方——尤其是軍事和近代化方面，但其同時也自以為其擁有亞洲頂斯文的文明。一則由於日本把東方共同文明提升到最高的境地，二則由於自己本土文化的特色——所謂的「日本論」。當時的日本人認為，凡是想學東方文化或歷史的西方人或甚至於其他亞洲人，他們唯一的「通用語言」就是現代日文。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二十世紀的研究東亞文明的美國學者傅高義，他學會了現代日文並研究日本十多年以後，仍根據上述的想法認為沒有學其他語言的必要。直到別人替他申請了獎學金之後，他才願意開始學中文。重點是，他始終沒學會文言文，並且還是只以現代日本學者和中國學者對於其他亞洲國家的研究做為其參考資料。如今此情形不同了——要申請到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做研究的話，必須對於文言文有專業級的技能。不過，那些戴著日本眼鏡來俯瞰亞洲文化的西方權威學者，至今仍令日本人引以為榮。 一百年許來上述各國所走的路，大概可說有這兩條。第一：減少甚至剷除傳統來一股腦兒「近代化」。或者第二：壟斷共同文明的遺產如「小中華思想」，來獨當東方最高的、唯一的「文獻之邦」。有沒有一個國家對於自己的歷史完全滿意？在政治和國防、經濟和民生、與文化自信心這三方面，雖然不能否認各國對其中某部分有可驕傲之處，但是否至少有一個國家自以為完全「成功」呢？ 據張系國在《孔子之死・兩個值得自覺的問題》所說，走第一條路的國家會發現這是一條死路，好幾次西化的大運動都無法竟全功，其原因之一在於「傳統根子太深，鏟之不盡──就算真全盤西化了，大家變成黃皮膚的西方人，又能算成功嗎？」在他看來，對於當時中華民國的不確定的前途，只有「復古」，獨當一面「知其不可而為之」拚死地奮鬥，才不可悲。對於韓越這樣的雅賊，或者「根本沒有傳統的變形蟲」似的日本，他是不抱什麼希望的。 各國奉「對歷史交代得過去」這個想法為圭臬，無論跟西方競爭也好，跟鄰國競爭也好，基於零和遊戲此邏輯，都是自以為非得「不到烏江心不死」才行。正是由於存在著這個共同的假定，因此彼此之間也產生仇恨，迄今西太平洋的國際局勢仍然相當緊張，而且跳不出二十世紀爭得你死我活的窠臼。 本世紀的「文明之邦」還要因襲上述的惡習嗎？何不問問自己：為什麼要為文化而死，而不是為它而活？ 借東風 ＩＣＬＰ的師生每天到學校上班上課時，都看到「國際華語研習所」這七個字。到現在為止「國際」這頭兩個字的用意，指的是學校的學生。不過，在下以為ＩＵＰ轉型到ＩＣＬＰ時，無形中替下一代留了一個出路：「國際」隱藏著更深一層的意義，那就是文言文不可否定的「國際」性。 若想要從政治、經濟、文藝與哲學各個方面，來研究這個世紀東亞的發展，確實有必要好好了解過去那個文言文扮演通用語言的時代。因此，為了再一次與時俱進，ＩＣＬＰ不妨考慮開一門以中華、越南、兩韓、日本及琉球這五者為主的「筆談歷史」課。對於西方學生，學校可採用ＣＰ值的推銷法，譬如：「你學一，我送四」。對於東方學生則能說：「咱們一起學咱們的歷史」。 以文言文記錄的歷史與哲學，在中華有三千年，加上越南與兩韓各國的兩千年、再加上日本與琉球各國的一千五百年，巧合的是一共整一萬年。而後，再加上各國本地的經典文學——包括特創的漢字在內：兩韓的幾十個「國字」、日本的幾百個「國字」，跟越南的幾萬個「喃字」——我相信，此一具有普世價值的文化遺產肯定會吸引所有學習者。這正是「萬『年』具備，只欠東風」，筆談歷史課就是我們能借重的東風。 在ＩＣＬＰ，每個學生都知道要真正的升上一個年級，不能只根據學校考試達到７５分的規定，而是要達到老師們所期待的９０分以上的成就。假如把上述文言文一萬年的歷史稱之為百分之一百的成就，五者當中，缺一不可。那麼擁有兩個經典語言的西方，就有百分之兩百的成就，因此對西方學者來說，學習文言文不但不存在任何的藉口，甚至是責無旁貸的。 縱使現在與未來不是中文的世界，不過我們至少可以使用已經存在著的通用語言來理解自己的過去。有人說大陸是東方的羅馬，而我期待的是有朝一日希臘會很驕傲地說雅典是西方的台北。
大家好，我是朱鴻勇，今天我要簡單的談一談新加坡的貿易歷史。 在十九世紀初，英國的萊佛士爵士和英國國王為了貿易利益，決定在東南亞建立一個貿易中心。他們認為如果有一個新的貿易中心，就可以更容易的出口鴉片和其他的產品到中國。所以，萊佛士爵士坐船從英國到東南亞找一個新的貿易中心。他到新加坡的時候，覺得新加坡是一個很適合發展貿易的島。為什麼呢？一來，新加坡離中國和其他的東南亞國家很近。二來，新加坡的海港很深，所以英國的船可以很容易進港。三來，新加坡也有很多的木頭可以幫英國修船。 萊佛士爵士來到新加坡的時候，當時新加坡有一個小內戰，國王逃跑了。萊佛士爵士為了快快的建立英國的貿易中心，跟流亡的國王談條件。英國每年會給國王十萬美金，而且會幫他得到人民的支持，但是英國要在新加坡建立一個貿易中心。 在十九世紀初，荷蘭殖民統治很多東南亞的國家。如果你要在荷蘭的貿易港口買賣產品，每一個人都要付很多稅。但是在新加坡的貿易港口，人們做生意的時候，不用付稅。因此，新加坡的貿易港口吸引很多買賣產品的人。比如說：阿拉伯人、印度人和歐洲人。 萊佛士爵士剛到新加坡的時候，新加坡的人口大概是1000多人。一般來說，這些原住民多半是馬來西亞的人。但是為了這個新貿易中心和工作機會，也為了買賣產品時免稅，很多中國、馬來西亞以及印度人移民到新加坡。在十九世紀末，新加坡的人口大概增加到十萬多人。 在十九世紀末以後，新加坡的貿易中心繼續的發展。每年，一百多萬噸的產品通過這個貿易港口。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打輸了以後，日本殖民統治新加坡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新加坡又回到英國的統治。1965年，新加坡獨立，雖然不再靠英國的幫助，但是新加坡已經成為重要的貿易中心了。
眾所周知，理想上，教育應有崇高的使命，以發掘學生的才能為宗旨，以培養出社會未來的棟樑為目標。然而，現實中，學府經常「生產」了一批又一批對自己科系毫無興趣的學生，學子們把教育視為一段必須忍受的慘痛經歷，而不是一種豐富的體驗，遑論將來在社會上能學以致用，發揮所長了。 教學理論與技巧的研究固然隨著社會的現代化日益精深，但上述的問題卻絲毫沒有改善，反而每況愈下。現代教育不是應該更能讓學生發揮他們的潛力嗎？ 美國社會學家George Ritzer的 「麥當勞化」理論也許能提供我們一點啟示。Ritzer在90年代觀察到現代社會逐漸變得類似一條麥當勞餐廳裡面的生產線，而社會的成員就像麥當勞的員工一般，甚至教育也不例外。 「麥當勞化」包含了三大概念。首先就是「效率 」（Efficiency）。在一家麥當勞裡面, 每一個員工重複地做固定的動作，沒有廚藝可言，但是達到驚人的速度，顧客不到兩分鐘就可以拿到他所點的大麥克。簡單而言，即是使用最少的時間完成最多的工作量。而現代的教育每每也是追求「效率」的：用最短的時間把考試的知識塞進學生腦袋裡，重點是考試結果而不是學習過程。 「麥當勞化」的第二概念就是 「可計算性 」（Calculability），意思就是盡量定出可以量化的目標。背後的邏輯就是用所謂客觀的指標以評估員工的表現，譬如銷售額、失誤率、平均取餐時間等等。現今的學校也常常用數據來評斷學生的表現, 特別是各種考試成績。 長此以往, 教育彷彿變成一種只是追求數據的工業。 「麥當勞化」第三個概念是「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那就是設定統一標準，以確保每一個時間，每一個地域，每一家分店所提供的商品都大同小異。因此，無論你在臺北或紐約吃麥香魚，味道和外觀都相差無幾。至於現代教育，也漸漸強調標準化，統一化。但問題在於，學生並不是機器人，他們的興趣、思考方式、天資各有不同；對學生來說，真的可以用一刀切的教育模式嗎？ 教育過度「麥當勞化」顯然弊端叢生。那如何解決呢？近年在餐飲界出現了「慢食運動」，是對「麥當勞化」的反擊，強調以新鮮的當地食材以及傳統的烹飪方式，來保存食物的營養與味道，以合乎不同人的需要，並能讓人享受食物的美味。也許不久的將來在教育界也會出現一種「慢學運動」，讓我們一起期待吧！
新冠病毒是現代人首次遭遇到的世界性公共衛生危機。在疫情開始時，由於近五十年來的全球化，新冠病毒迅速地蔓延到各個國家，以至於幾個月之後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發布了新冠病毒的病例。現在在美國，新冠病毒的病例一天比一天多。雖然有幾個國家已經開始給公民接種疫苗，可是步調還很緩慢。 即使全世界的人都有機會接種疫苗，以長期來說，新冠病毒的併發症也算是另外一個危機。一般來說，大多數新冠病毒患者熬幾個星期，就復原了。不過，根據一些專家的報告，少數患者復原之後仍然會出現非常疲倦，肌肉疼痛，失去嗅覺等等症狀。在最極端的例子中，他們不能照常上班，甚至於一輩子都不能工作。因此，在將來現代人不但需要面對新冠病毒併發症有關的健康問題，並且得設法補足勞動力，應付有關的經濟損失。 目前，看起來好像全世界會日漸地恢復正常的生活，但從另一個方面來看，還有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未來怎麼防止新的疫情。如果新的病毒持續出現，造成像新冠病毒一樣的危機，可能根本改變現代人的生活形態。一個比較常採用的方法就是在疫苗研究發展上大量投資。不過，人類並不能只依賴疫苗來消滅病毒。在疫苗之外，全世界也需要合作，建立世界性公共衛生規定和標準，最重要的是制訂克制傳染病的制度。要達到這個目標固然是談何容易，可是為了確保現代人的生活形態，這種做法絶對有必要性。
你好！我叫李亞峰。我從小是在美國東北部的波士頓長大的。波士頓是美國最有歷史的城市之一，跟美國歷史發展有很深的關係，尤其是美國獨立革命。到了現在，波士頓還是個很有意思的城市。除了古蹟以外，這個城市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像餐廳、公園、博物館，以及一個非常漂亮的海灘。不過，當你來旅行的時候，一定不知道用什麼交通工具去這些地方。因此，今天我想介紹一些逛波士頓的方法。 最容易，也最基本的方法當然是走路。走路並不太快，但是這種慢慢旅行的方法能讓人欣賞波士頓的熱鬧氣氛和風景。再加上，有一些地方只有走路才能到得了，比方說，公共花園和劇院區。 如果你覺得走路太慢的話，可以用第二個方法：跑步。在波士頓，跑步非常受歡迎。每年四月，都有好幾萬人會參加波士頓馬拉松比賽，這是全世界最有歷史的馬拉松。雖然跑步對健康有很大的幫助，可是作為一種旅行方法跑步太累了。 另外一種方法就是開車。在美國的文化，開車是必要而且很普遍的。幾乎每個美國家庭最少都有一輛車子。可是，在波士頓的市中心開車一點也不方便。一來波士頓人一向都亂開車，二來都找不到停車位。以前，波士頓的馬路都是為了馬車而建設的，現在汽車開在上面都太窄，在波士頓開車甚至就像在迷宮裡開車！ 比汽車更方便的方法就是搭地鐵。波士頓的地鐵有好幾條路線，比方說：綠線、紅線、黃線等等。地鐵到不了的地方很少。可是，地鐵就像這個城市一樣，很老舊了。它們開得慢死了，而且常常出問題。很有意思的是波士頓地鐵也會塞車，尤其是在波士頓運動隊比賽的那一天。比方說，每一個紅襪隊的棒球比賽日，每個地鐵車廂都擠滿了人。 你不喜歡陸地上的活動的話，你就搭船吧。波士頓有兩種很特別的船：天鵝船和鴨子船。天鵝船都在波士頓公共花園的池塘裡。雖然他們動得不快，但是會給乘客一種平靜的感覺。鴨子船在我們的查爾斯河上，但居然也能開上馬路。像鴨子，這種船能游，能走，但並不能飛。好可憐啊！這兩種逛波士頓的方法卻不太實際，因為他們只能回到原點。可是，對遊客來說，這是個欣賞風景的好方法。 說到河，另外一種方法就是游泳。不過，我不推薦這種方法。查爾斯河不太乾淨。再說，按照麻州的法律規定，這是非法的。請你不要在查爾斯河裡游泳。 最後一種，也是我最喜歡的一種方法，就是騎自行車。在便利性方面，除了高速公路、河裡以外，自行車哪裡都到得了，而且跟汽車比起來，自行車一方面更便宜，一方面塞車的時候更快。可是，騎自行車有時候不太安全。如果發生車禍，常常不是司機受傷，而是你。要是得住院幾天，就很掃興了！你想試一試這個方法的話，應該先考慮一下這些風險。 好，我談到好幾種方法了，其中最少會有一個適合你。這樣，你下次來到波士頓的時候，就已經了解到各種各樣逛波士頓的方法了。只是要記得，千萬別游泳！謝謝聆聽，希望你們來波士頓逛一逛！
各位，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語言學和AI的關係。我會先解釋語言學的發展和語言學怎麼受到AI的影響，之後再談談AI現在的情況、AI的成績和缺點。 因為AI發展快速的緣故，語言學一天一天地改變。語言學家把AI和語言學的關係叫「自然語言處理」。自然語言處理是語言學的研究領域之一，跟計算機科學、數學和心理學都有關係。關於語言處理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教電腦怎麼了解語言，語言學家給電腦模型很多寫的和說的語言資料來训练它，也就是說，電腦模型用人類的材料來掌握語言的結構和作用。 就AI的成績而論，現在的語言AI可以翻译外语、寫故事、改語法等等，可見人類可以用AI做工具，幫我們更了解語言。比如說，看不懂漢字的外國人來台灣的時候，他們可以拍下中文字，用Google翻譯。雖然AI非常有用，但是我承認還有好幾個嚴重的問題。因為自然語言處理模型是學習人類材料的關係，大致地說，AI也有人類的成見。要是AI在社會上越來越普遍的話，依靠這種有成見的AI不是很危險嗎？ 很多人怕AI發展得太快，問題並不是AI發展的速度，而是人類雖然不了解AI的基本技術，但是他們很願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AI，因為AI能提高工作的效率和速度。根據我的觀點，在影響人類的健康和安全的情況下，除非我們再多研究一下AI的安全性，要不然不應該把AI應用在生活中，就算可能更加準確，也不應該用。 我們今天談了語言學家怎麼用自然語言處理工具，幫他們了解文法、結構、詞彙和形式，除此以外，自然語言處理的壞處還需要改善，我們才能更加依靠AI。因為這個題目很複雜，我只能跟你們介紹這個部分。如果你們對這個題目有興趣，可以自己研究，也歡迎你們跟我談談。
大家好，我是金蕊，今天想談的題目是「臺灣流行音樂的演變」。 臺灣的政治史和流行音樂的發展是分不開的。我們可以把臺灣歷史分成三個不同時期，每個時期的音樂都有特點。首先，是1895年起到1945年為止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在那段期間，日本政府試圖以日語、日本文化取代中國傳統。可是在1932年，文學學者提倡一種特別的「臺灣人」意識，臺灣作家只能用母語寫臺灣事務。這種反日運動也影響了音樂，台語歌曲開始流行。歌詞表達對政治和社會改革的希望。 西方和日本音樂元素在臺灣民間音樂中的融合，豐富了1930年代臺灣流行音樂的發展. 日據時代臺灣歌曲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到西方音樂理論和樂器的影響，除了本土樂器，也使用了西方樂器，例如鋼琴、小提琴、小號、薩克斯風和打擊樂器。樂隊、爵士樂和交誼舞音樂在1930年代在臺灣出現。年輕人喜歡用這種快節奏的音樂來跳舞和體驗自由。 第二個是1947年到1987年之間的國民黨軍事統治時期。1949年，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臺灣的本土文化遭到壓制。在戒嚴令下，普通話成為臺灣的官方語言。台語的流行歌曲被禁止。在1950年到1980年之間，流行音樂不但表達戰爭和對臺灣作為祖國的感情，而且表達出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民族主義願望。1971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日本和美國也先後和臺灣斷交了。在這種政治局面下，大學生開始創作現代民歌。這些歌曲表達了他們對臺灣文化認同的意識日益增長。音樂使年輕人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情感和認同感。 最後一個時期是從1987年戒嚴令的廢除到2000年代初。在這期間，特別是在臺灣文化和語言被壓制的時代之後，人們的本土意識一天比一天強。臺灣流行音樂出現了一種特別而且現代的形式。為了建立新的身份，提高臺灣意識，音樂團體同時採用幾種語言代表臺灣的多元文化主義，並且在歌詞中表達人權、自由主義和其他政治問題。 扼要地說，在過去的一個世紀左右，臺灣的音樂隨著政治局面而改變。無論當時社會情況如何，音樂都成為表達的出口。臺灣的音樂繼續受到世界各地各種文化的影響，並不斷在改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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