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鳥是個很神秘的東西，我覺得。」 她把一片麵包塞進烤麵包機裡，似乎在思索著鳥所具有的神秘性。然後她說，「沒有什麼其他的動物像他們一樣沒有範圍上的限制，到處都能飛來飛去，每年都能循著一樣的飛行路線飛躍過大海。」 我站在她的對面，正準備著早餐，切著鳳梨。突然，我想起了一個關於鳥的神秘故事，於是我迫不及待地，就想把這個故事分享給這位鳥類相關專業工作者聽。 「每年的某一天，在某一個城市裡，在日落的那一霎那，都會有一大～群遷徙的鳥，成千上萬隻，盤旋著飛進一個大大的......大大的......」 我想講的是「煙囪」，但一時間，我就是想不出來。於是我說，「要是你在一個房子裡生火，為了避免房間充滿了煙，就會需要的那個東西。」 她，這個鳥類相關專業工作者，沒聽懂我的話，楞楞地看著我。她一手握著烤好的土司，一手抓著塗黃油的刀子，也不知該對我做何回應。我的鳥故事顯然說壞了，於是，它們只好在我們之間盤旋.....盤旋..... ，然後就跟著鳳梨皮一起飛進垃圾桶裡去了。 後來，她走了。我感到一種捉摸不定的思念。她，在我記憶里永遠只是個無名的鳥類相關專業工作者。我只給她準備過一次早餐， 和她聊過一次鳥類，然後就永遠不會再相見了。 下班後，我蹲在陽台上試著排解心頭的失落感，想起了上個月來投宿的那個製作珠寶的印度人。他離開以前，又是跟我說了哪一句話呢？喔，對了，他說的是：「當我們影響到身旁的人，也就會慢慢地影響世界，我相信人類的生活是這樣改善的。」 我想，他確實是對我留下了一些影響。還有那個害羞的日本醫科生呢？嗯，對，他走了，昨天一大早剛走的。雖然我們兩個沒有過任何交流，但他走了以後，我才意識到他的存在所帶給我的安慰。還有那個總是仔細地讀著地圖的蘇格蘭腳踏車背包客呢？他也早就走了。他們遲早都是要走的。 對，我就是那種每天都愛上不同陌生人的人。每次覺得某個人的眼神、聲音或是姿態迷人得無以名狀的當兒，我就會想要...立刻把這個美麗的靈魂解開，去發現，裡面都藏著哪些秘密！只不過到頭來，這些靈魂都只化成了無名的記憶。 每當愛情剛被尋見，它也就消失了......留下的只有苦樂參半的失落感。 我又想起了那個鳥類相關專業工作者。那天早上，她起來吃早餐，一看見我在切鳳梨，就把眼睛睜得老大，向我說，「哇～你會切鳳梨誒！」 這話該怎麼回應呢？我不禁笑了出來。然後，繼續自顧自地把那顆水果切成小塊。 從來沒有其他人這麼熱烈地恭維過我切鳳梨的能力。 後來，她走了。去上關於鳥類的課程。她是專門來到台北來參加一個一整天的鳥類專業課程的。 對，我是很會切鳳梨。有這麼多人都吃過我切的鳳梨，我怎麼能不會呢？
有鑑於現今快速的發展，很多國際媒體關注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甚至批評中國用提振新興市場的標誌來綁住已開發國家，卻日益擴大中國所佔領的市場。 “一帶一路”是中華人民共和政府2013年倡議並主導的跨國經濟帶。其範圍涵蓋歷史上絲綢之路及海上絲綢之路。中國目前砸上估計四十到八十億美元，全力進攻發展佈局：從中國大陸出發，行經亞洲、非洲、印度洋沿岸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國家和地區。早期中國走向國外的時候，主要是從投資基礎設施和創建港口下手，但最近幾年擴展到參與消費品、銀行、物流等。 中國宣傳雙方獲利，提倡無論是什麼樣的國家——專政還是民主，政府腐敗或已開發——都會借款， 之要求雇用中國建築公司。對這些已開發國家，經濟落後的國家，中國的捐款很誘人。支持者認為西方對已開發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的援助助長政府腐敗，讓非洲陷入依賴援助的惡性循環，而中國願意投資非洲的經濟和建立貿易關係，改善基礎設施、創造就業機會，有利於非洲的可持續發展。的確在經濟檸汁政府腐敗的帕拉斯坦，中國在小魚鎮建造港口以後，連接中國同樣建造的高速公路和鐵路，變成價值$62億美元的貿易途徑。 可是，“一帶一路”並不是穩賺不賠的交易。多半的西方國家激烈地想反抗“一帶一路”因為中國廣泛參與提供貸款，很多國家由於政府腐敗或經濟不發達沒法還款。那中國為何仍是與這些國家簽訂貿易和建築協議？這些還不起款的對中國的依賴度很高，很容易深陷財務陷阱。因此，為了彌補債務，這些國家會讓中國控制優勢地位的港口—中國畢竟在很多“一帶一路”國家推銷中國產品。 我個人不敢說“一帶一路”是否凸顯出中國的別有用心，還只是面積權威怎麼廣泛的國家自然的發展。中國投資已開發國家的新興市場，還是才取代其國家市場，到目前還是個未知數。
關於「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界各有各的看法，特別是大企業和跨國公司無疑的對社會都有非常大的影響。如果沒有這些公司，哪來穩定的工作環境、日常所需要的產品、新的科技和更方便的生活等等? 但是企業卻在社會上造成了很多問題，則是不容置疑的。今天我想簡單地解釋，企業造成了什麽樣的問題，我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看法，以及一些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想法。 按照經濟發展的過程和現代社會的機構與結構來看，在高度開發國家，大企業的勢力越來越大，企業所造成的問題也越來越多。一般來說，企業都是為謀求利潤，為獲取公司的利益而經營，這樣的想法難免流於公司不在乎員工的福祉、破壞環境，乃至剝削和壓迫員工，甚至於傷害社會。晚近，住在美國西部大城市的中、低階層人民，開始發出不平之鳴，是因爲高科技公司提高那裏的房租，但是卻似乎沒有任何人為這些百姓代言。 應該怎麽解決企業所造成的問題呢？我們要從企業社會責任著眼，要承認公司對社會有很大的責任，最基本的原則，就是公司要有道德、尊重法律，尊重員工，乃至尊重環境。雖然公司為了追求利潤和公司的利益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不能為了獲取利潤而從事掛羊頭，賣狗肉的行爲。要防止企業不負責任的行爲，應是消費者和社會共同的責任，迫使公司了解企業社會責任對公司的利益也很重要，如果企業盡心力提高教育品質、幫助低收入階層的家庭及保護環境，久而久之便能明白，這樣也是為了企業的長期福祉而做。 從某方面來説，企業社會責任無疑的是公司非盡不可的責任，但從另一方面來説，有人認爲解決社會問題是政府的責任，企業社會責任的項目只是聊備一格罷了，負面的看法指出，企業社會責任充其量只是讓一些員工志願穿上印有公司商標的T卹衫而已。事實上，讓社會更好是個難題，政府和業界都要盡責任，政府的資源也沒有業界的資源那麽多，如果企業製造了社會上的問題，他們應盡量謀求彌補措施，比如説，微軟公司最近就宣佈了要投資供低收入階層居住的公寓，並幫助西雅圖的非營利組織照顧無家可歸的人。 業界必須先承認他們對社會的責任，方可開始解決社會上最困難的問題，公司不只扮演創造財富的角色，消費者更需要加強我們對企業的要求和條件，社會才能開始進步。
大家好！今天我要特別針對日本企業的現況做說明。根據日本人的了解，日本企業最明顯的特徵就是終身雇用制度，所謂的「終身雇用制度」，指的就是: 除非員工做了壞事，否則公司保證員工終身受雇的制度，換一句話說，日本人一旦進入一家公司，就可以一輩子在那裡工作。如果貴國也有一樣的制度，你們甘心被這種制度利用嗎？我認為這種制度有利有弊。但在現代的日本社會，學歷又高能力也高的青年，對此制度卻有相當悲觀的看法，因此，我趁今天這個機會，來分析這個問題，為了清楚地說明，我把這個題目分成兩個部分，第一，是此制度形成的背景，第二，是現代日本社會的情況。 首先，我要講終身雇用制度的歷史，其實這個制度的歷史還算比較短，充其量不過七十年而已。七十年前，日本因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了，而經濟相當混亂，雖然公司錄用了員工，可是員工一旦拿到技術就跳槽，為了避免人才流失，日本公司開始採取終身雇用制度，來保證員工穩定的生活，員工的職位按照年資來決定，年資越高，職位也越高，隨著職位的升遷，薪水也會增加。在不穩定的經濟情況下，很多日本人都被此制度吸引了，結果這個制度成為日本企業經營的主要骨幹，況且，那時代的日本經濟還有蠻多發展的空間，因而大家在固定的公司專心工作，有助於提高日本各企業的競爭力。 其次，我要談談現代日本的情況。在經濟成長的過程中，終身雇用制度可以發揮功能，但是現代的情況卻不同，90年代，經濟景氣結束後，日本的經濟一直處於停滯狀態，在停滯的情況下，許多人對未來失去希望，以冷淡的態度面對工作，由於這樣的背景，許多公司的新人進入公司後，常常看到一些老員工偷懶，而偷懶的員工也不會輕易地被解雇，因此，其他認真工作的人就產生不滿，更別說薪水最低的新人，更容易感到不滿。根據某個統計顯示，進入公司後不到三年，辭職的新人比率已經增加了三成，這種傾向在學歷又高能力也高的青年中，特別明顯，可見，日本的終身雇用制度已經開始崩潰了。 總而言之，終身雇用制度原來是日本社會的主要骨幹，在這個制度下，日本人可以雙管齊下，不斷地努力提高自己的生活水準，同時也提高日本的經濟競爭力。但在現代經濟不景氣下，這個制度卻已經失去了本來的功能，我們該不該繼續維持此制度? 這問題給日本人帶來了許多困擾。
為什麼有人說:「落後國家就是人文社會科學落後的國家」? 可是我個人認為，我們必須先定義什麼是「落後國家」? 方可定義什麼是「人文社會科學落後的國家」? 每個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標準，也都想對如何改善國家發展各抒己見。 人文社會科學可分成幾個部分，譬如經濟、法律、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學、人類學等等。但是這些科目之間比較起來，哪一個比較重要？對我來說，經濟是最重要的部分。 經濟景氣的時候，人們的生活比較穩定，食衣住行方面都很滿足，反過來說，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人們在食衣住行方面比較不能滿足，盼望經濟奇跡可以解決他們的困難，經濟好比是一個蛋糕，而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部分就是蛋糕上的裝飾。 如果一個國家忽視經濟的發展，反而重視人文社會科學其他方面的發展，其人民未來的情況遠不如一個重視經濟的國家。從某一方面來說，改善人文社會科學其他方面，是一個國家的首要目的，雖然用意至善，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就不是使國家進步最有效的辦法了。如果一個國家只重視、培養經濟以外的其他人文社會科學人才，那個國家的人民就沒辦法維持民生 ，意味著國家的策略有待改進，如果沒有經濟上的穩定，哪來國家社會的發展? 舉例來說，從經濟、教育、科技、醫療方面而言，中國並不算是一個落後國家，中國有世界上最先進、最長的高鐵系統，可是卻有人批判中國在人權方面是一個落後國家。絕大部分的人認為美國絕不是一個落後國家，但是也有人說「美國黑人所受到的待遇，非但不平等，而且好像二等公民」，所以有誰可以正確地指出，哪個國家才是一個落後國家呢？ 總之，對於落後國家的定義，社會各種學派多有自己的見解，至於哪些方面可以用來正確地判斷一個國家的發展程度，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
對不少人來說，人們想要解決社會上的問題，進而改變世界，必須直接向政府、大公司和有地位的人抗議，我們絕對不要懦弱地聳聳肩或等待別人採取行動。拿作家龍應台來說，她認為中國社會問題過多的原因，在於中國人太怕事，寧可受折磨，也不要直接切入面對壞人或難以解決的問題，她表示中國人因該果斷地告訴政府官員，他們很憤怒，不齒政府的行為，否則中國永遠不會進步。 我覺得這個看法很有道理，根據歷史教訓，人民有種敢抗議，才可以推進社會的發展。舉例而言，在美國人權鬥士為了爭取非洲裔的公民權利，奮鬥了好幾年，終於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成就。美國當然在這一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可是我覺得這些勇敢的人，讓我國在種族關係上，有了很大的進步，除此之外，美國的環保運動人士，從六十年代開始透過果斷的抗議行動，強迫美國政府實行不少環保政策，這些人努力工作，以揭露廠商觸犯環保法律的行為，並把他們製造的污染展示給公眾看，結果減少了美國河裡的廢料，停止森林的破壞，使我國的環境清潔多了。 即使如此，我也認為在某些情況下，人們碰到問題最好忍耐，因為激烈的反應，可能讓情況變得更糟。我們從美國2016年的大選可以看出，反應過於激烈的缺失。那時候有很多不同階級的美國人，特別是農民，因為他們覺得政府官員忽視他們的需要，就選出一個極端分子--川普，來做他們的總統。我個人認為，在這個情況下，這些憤怒的人應該忍耐一下，新政府能解決他們的問題，而不要採取那麼不合理的舉動。總之，我認為激烈的行動，在我國社會和政治上，一直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們也要避免走極端，雖然勇氣和果斷絕對都是一種美德，可是耐心也是。中國人現在可能必須多表達他們的憤怒，直接地針對問題，向政府提出抗議，不過，其他國家不見得面臨了一樣的挑戰，因而最好選擇忍耐，才是治本之道。
目前的知識份子對社會的貢獻到底是什麼？從某一方面來說， 他們所創造的知識已經解決了社會上各種各樣的難題，但從另一外方面來說，他們新創造的知識也導致社會的兩極化，究竟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雖然知識份子是社會中的助力，但美中不足的，不但是知識份子的派系化，也是目前教育獎勵制度所造成的問題。 我必須先提出知識份子的定義，知識份子是靠傳播知識生活的人，無論他們的教育背景如何，要是個人能夠靠傳播知識而掙錢，他就是個知識份子，而我今天要討論的一種知識份子，指的就是教育行業裡面，生活在象牙塔頂端的人士。 自六十年代後現代主義的傳播以來，知識份子研究分析的方向及目標都有極大的改變，本來知識份子對古代智慧抱著謙遜而尊重的態度，六十年代之後，願意閱讀古代智者作品的知識份子不多，而贊成古代智者理論的則為數更少。知識份子指責古代智者所支持的民族歧視和重男輕女的觀念，這樣的批判是理所當然的，可是古代智者的一個落後概念，未必意味著所有概念都不值得學習。 就研究的目的而言，目前大學的獎勵制度重數量輕品質，所謂的「出版或消失」的現象，其結果就是鼓勵知識份子減少他們分析的深度，而增加他們研修報告的數量。最近，有三位教授投稿了十八篇純屬虛構的人文社會科學的文章，凸顯了獎勵制度對人文社會科學的破壞性，幾家最有名的人文社會科學雜誌社，不但沒有意識到這幾篇文章是造假的，而且還積極地出版，因此，隨之而來的辯論不可謂不激烈。 近年來知識份子面對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派系化和同質化，因此，知識份子研究的範圍越來越狹窄，之前的知識份子願意研究任何主題，可是現在便不然了。有一些較敏感的主題誰都不敢討論，要是一個人不屑於對一種思想提出質疑，那麼，此種思想就將成為終極版囉! 該如何彌補目前的問題呢？我的答案就是: 廢除「學術終身職位」。所有的博士生都謀獲得「學術終身職位」之不暇，因此， 他們的研究必須符合導師的要求，不得不根據導師的要求來調整研究的方向，問題在於很多導師對政治和社會議題的意見都一致，這個學術終身職位阻礙了新的研究，充其量只是保護了既得利益階層罷了! 學術終身職位帶給教授的穩定性，完全敵不過其獎勵制度所帶來的問題。
※觀看影片前，請先點選YouTube右下角齒輪，並選擇開啟中文字幕，謝謝！ ※本影片之英中翻譯為 ICLP第7級學生宋玉萍 (Sabrina Castle) 於孫雅玲老師指導「影片翻譯」課程中之作品。 Andreas Araouzos studied Mathematics and Management in Manchester, acquired an MBA in Nicosia and attended short courses in acting (Webber Douglas Academy) and directing (RADA) in London. 安德烈亞斯·阿勞索斯在曼徹斯特學習數學和管理，在尼科西亞獲得企管碩士學位，並在倫敦上了一些短期課程，學習表演和戲劇導演。 In 2003 he created Alpha Square theatre productions in Cyprus. He directed “Red”, “Les Misérables”, “The Little Prince”, “Doubt”, “Shirley Valentine” and “Art” and has appeared in productions such as “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Art”, “Total Eclipse”, “Tape”, “Sweeney Todd”, “The Elephant Man”, “Betrayal” and “Les Misérables”. 2003 年他在塞浦路斯成立了 Alpha Square 製作公司。他曾指導《孤星淚》、《小王子》等劇，也曾參與《危險關係》、《藝術》、《瘋狂理髮師》、《象人》、《孤星淚》等劇的演出。 He published his column articles in a collection called “I have an Issue: Substantial Triviality.” His original play, the Greek comedy “The Rich Also Cry,” premiered in Nicosia in 2007. 他在一個名為《我有一個問題：實質性瑣碎》的合集中，發表過他的專欄文章。他的原創戲劇 － 希臘喜劇《有錢人也掉眼淚》－ 於 2007 年在尼科西亞首演。 This talk was given at a TEDx event using the TED conference format but independently organized by a local community. Learn more at http://ted.com/tedx 這次演講於 TEDx 會發表，其模式同於 TED 大會，由當地獨立社群主辦。請見此連結以了解更多：http://ted.com/tedx. Exactly five years ago I was in Damascus. A very different Damascus to what it is today. I was at the Festival of Mediterranean Theatre and we were presenting an American play. It was a monologue by Neil LaBute called "Iphigenia in Orem". This play was in English, and very few people in the audience could speak English. So, they were reading French and Arabic supertitles. It was presented at the Damascus Opera House and it was certainly the largest audience I had presented that monologue to. 五年前，我在大馬士革，相當不同於現今的大馬士革。當時我正在參加地中海劇院戲劇節。在那裏，我們演出一個美國戲劇，那是 Neil LaBute 所寫的獨白劇，劇名叫《Iphigenia in Orem》這齣獨白劇是說英文的可是會説英文的觀眾少之又少。因此，觀眾看法語和阿拉伯語的字幕。我們在大馬士革歌劇院演出，在我演那齣獨白劇的經驗當中，那一回的觀眾最多。 Now during this 45-minute speech the man I was portraying was confessing to a stranger in a hotel room that he had killed his infant child because he believed that such a tragedy would prevent him from being fired at work. It was one of those shows where you could hear a pin drop in the audience. 在四十五分鐘的獨白裡。我扮演的男人在旅館房間對一個陌生人坦承他殺了自已的嬰兒，因為他認為這種悲劇可以讓他避免被解雇的命運。這種戲劇演出時，觀眾都是鴉雀無聲的。 At the end of the show, all the team, we were receiving the usual congratulations at a festival or after the show but there was one man, an old man with white hair and very blue, pale blue eyes, he came to me, he obviously didn't speak English, and he shook my hand, and was just staring at me. He didn't have to say anything. I don't know what exactly it is that the show told him, but it was one of those cases where, much like a Harold Pinter pause, what was not not said, was much more powerful. 演出結束以後，所有演員當然都收到了祝賀。那種表演結束後，常見的祝賀。但有一個人，一個老人，有著白髮和淡藍色的眼睛，他來找我，一看就知道他不會説英文，他握著我的手一直看著我。他什麼都不必說，我不太知道那齣戲劇告訴了他什麼，但是那個情況很像 Harold Pinter 的停顿，沉默比説話更有力量。 The silence during that handshake is one that I distinctly remember. It was a spectacular proof to me that an actor is a vessel through which a story is told. The most thrilling aspect of creating on stage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 and your audience. 我很清楚地記得我們握手時的沉默，因為對我來說，這就是最好的證明演員是說故事的媒介，在舞臺上表演最令人興奮的就是你和觀眾的關係。 I am always asked what it is that drove me into theatre and I am never exactly sure what the answer is. But I remember examples, examples of art that had an impact on me. Whether I was a child, a student or already an actor. Works of art that captured me so completely and made me an immensely excited audience member. 常有人問我是什麽推動我走進戲院我從來不太清楚該怎麼回答，可是我記得幾個例子，一些影響我的藝術例子。無論我還是孩子、學生或已經當演員這些藝術作品完全地擄獲了我的心讓我變成一個非常熱情的觀眾。 Salvador Dalí's stork-legged elephants and melting clocks had set my teenage imagination on fire. Nicole Kidman as Virginia Woolf in the film "The Hours", telling her husband at the train station: "You cannot find peace by avoiding life, Leonard". Comedy legend Dame Edna Everage interviewing Little Britain's David Walliams and Matt Lucas on television, had me laughing so hard I had to pause and rewind several times in the 10-minute interview and it was already the 20th time I was watching that. 達利的名畫鸛腿大象和軟鐘點燃我青少年的想像熱情。在電影「時時刻刻」中，妮可·基嫚飾演的女主角在火車站告訴她的丈夫：「拒絕生活就找不到内心的平靜」喜劇傳奇人物女爵士 Edna Everage採訪了影集《大英國小人物》的David Walliams 和 Matt Lucas，這個電視訪問讓我笑得肚子都疼了以至於我得暫停、倒帶好幾次這十分鐘的訪問，我已經看過二十次了。 When I saw "Cabaret" at the West End in London I had a frozen sensation at the end. There were big block letters CABARET being dropped on stage, one after the other, sounding like gunshots and the dancers got naked and suddenly it was silent, and snowing. And the world of a nightclub had turned into a concentration camp. Now that, at the very end of the show had me and the audience jumping up for a standing ovation. 我在倫敦西區看 Cabaret 歌舞秀表演的結尾令我目瞪口呆，大塊的 CABARET 字母一個一個掉到舞臺上聽起來像槍聲，舞者脫光了衣服，忽然安靜下來下雪了，夜總會的世界變成了一個集中營。那個歌舞秀的結尾讓所有觀眾都跳起來鼓掌。 In the film "Dangerous Liaisons", one of my favorite films ever, the final fight between Valmont and Merteuil had me glued onto the screen, and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delivery by Glenn Close on the line: "Remember, I am better at this than you are". I dare say I may have used that line in occasional arguments with friends. 在我最喜歡的電影之一《危險關係》中，Valmont 跟 Merteuil 最後的決鬥讓我眼睛一直盯著螢幕，我永遠無法忘記Glen Close 的那句臺詞：「記住，這件事我做得比你好」我敢說，偶爾跟朋友吵架時我可能說過這句話。 In his poem "Grey", Constantinos Kavafis looks at a grey precious stone and he remembers the eyes of a past lover. The poem ends with the verse "And, Memory, /all you can of this love of mine/Whatever you can/bring back to me tonight." Until today, whenever I read that poem in its entirety, I never manage to finish it without crying in the end. 希臘詩人 Kavafis 的詩「灰色」描述：他看著灰色寶石想起了以前戀人的眼睛，那首詩是這麼結尾的：「回憶，若你能重現舊愛/今晚，請讓我重溫舊夢」迄今，每次讀完這首詩我總是潸然淚下。 What these artists have shown me and keep showing me, is that there is no corner of the room, no part of the day, no item in front of us, no image in our head, no thought in our brain, that does not have the potential to grow into a work of art. But the work of art is not the end-product. The journey doesn't stop at the work of art. The poem, the painting, the story, the show, the song, they will, in turn, create more sparks of energy, in the receiver, the readers, the listeners, the viewers, the spectators, the audience. 這些藝術家讓我了解而且不斷地向我展示，房間的每個角落，一天的每個時段，面前的每個東西，心裡的每個影像，腦海的每個想法都有潛力成為藝術作品，可是藝術作品不是最終成品，創作之旅並不止於完成藝術作品。詩、畫、故事、節目、歌曲都會陸續激發出更多能量火花給接收者、讀者、聽眾、觀眾各式各樣的觀眾。 A few years ago, I directed “Shirley Valentine" by Willy Russell. This is a monologue in two acts, whereby Shirley talks to her kitchen wall in the first act, and in the second act she talks to a beach rock. She needs an audience and obviously her husband is not a very good audience. She admits to herself that, during that summer when she went for a holiday to a Greek island, she did have an uplifting romance that saved her spirits. It wasn't with a funny Greek man that was flirting with her, she says: "The only holiday romance that I've had is with myself". Shirley Valentine discovered who she was and who she wasn't. 幾年前我指導了 Willy Russell 的一齣戲劇 「Shirley Valentine」這齣獨白劇只有兩幕。第一幕，女主角對著廚房的牆說話。第二幕，她對著一塊海灘石頭說話，她需要聽眾，顯然地，她的丈夫不是好聽眾。她自己承認，前一年的夏天她在一座希臘島嶼度假時，一場浪漫戀情拯救了她的靈魂，並不是有趣的希臘男人和她調情她說：「我唯一的假日戀情是我跟自已的戀愛」女主角發現到她是誰，她不是誰。 Around 1940, Dimitris Psathas created a very funny character. At least three generations of the entire Greek population on the planet adore this character to this day, to the point where her name has been passed on to our everyday language, meaning a very specific type of woman, Madam Sousou. As I am now in rehearsals for this play, I am amazed by how this period comedy-drama of the 1940s could very easily, without changing anything, be a dramatization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in 2015. A story of a bunch of characters with which an audience fully identifies, 70 years after it was written. 希臘劇作家 Dimitris Psathas 於1940 年前後創作出一個好笑的人物，至少有三代的全球希臘人至今都還喜愛著這個人物，甚至於她的名字都已經變成日常的代名詞，指的是很特別的女性，就是所謂的 Madam Sousou。因為我正在排演這齣喜劇我很驚訝這齣四十年代的喜劇可以很容易地不作任何更動改編成符合 2015 當代社會的戲劇，這個故事有很多人物觀眾完全可以感同身受，雖然這是七十年以前寫的故事。 Now, I had the honor of playing Valmont in the stage play, by Christopher Hampton, "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who is the same author who wrote the film and won an Oscar for it, this was about 10 years ago, and it is one of my favorite stage roles to this day. He is a villain, he is ruthless, he spreads misery for his own entertainment. And yet we see a softer side. His Achilles heel, his human nature. As an actor, I had to justify his malicious line of thinking, and the clash inside him between vice and virtue was what had inspired me as a reader of the text, originally. In reality, this ying-yang of good and evil is borrowed from life, it's inside everyone, and by everyone I mean every member of every audience. 另外，我很榮幸在舞台劇《危險關系》中，扮演 Valmont。這是由 Hampton 所編寫的劇本，他也是同名電影的編劇並贏得奧斯卡獎，這大約是十年前的事，這也一直是我最喜歡的舞臺角色，他是一個反派，很無情。他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可是我們還看到了他柔軟的一面他的弱點，他的人性。作為演員我必須為他的惡意思維找到原因，他心中的善惡衝突對作為讀者的我，是最初的啟發。事實上，這種善惡的陰陽是從生活中借來的，它在每個人的內心，我指的是觀眾中的每一個人。 A couple of years ago I directed a dramatized poetry night for the great Kavafis. I decided, I daresay quite bravely, that I was going to be the one to read the poem "Grey" at the end of the show, there wasn't a single performance when I didn't cry, but I felt that those tears were part of the homage to the poet, to a poet that touches the reader with a simple and short description of thoughts inside an empty room. I didn't feel I was so much a character on stage, but a person in the audience, celebrating with the audience the genius of the poet. 幾年前我指導了一個詩歌朗誦的表演，讀的是希臘詩人 Kavafis 的詩，我很勇敢地決定我將朗讀「灰色」那首詩，作為演出的壓軸每次朗讀完我總是淚流滿面，可是我認為那些眼淚是我對詩人表達的敬意，一個感動了讀者的詩人，一段簡單而簡短的內心話迴盪在舞台上空蕩蕩的房間，我覺得我不太像一個舞台上的角色而是觀眾中的一個人，與觀眾一起讚頌這位詩人的天賦。 So, we arrive at a very interesting proposition. There is no art without the receiver. There is a very simple and very famous philosophical question: "If a tree falls in the forest, and there is no one around, does it make a sound?" Since sound is created inside the ear canal, we have an existential conundrum: if there is no ear around to capture it, is there a sound at all? Similarly, do we have art without the audience? 所以我們得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觀點，沒有接收者就沒有藝術。有個又簡單又著名的哲學問題：「如果一棵樹在森林裡倒下來而周圍沒有人會發出聲音嗎？」由於聲音是在耳道內產生的我們就面對一個存在的難題：如果沒有耳朵來聽到聲音，那麼究竟有沒有聲音？同樣，如果沒有觀眾，還有藝術嗎？ It has been a dozen years I have been creating theatre productions and I believe that there is no art of theatre in the absence of an audience. I can rehearse as long as I like, I can delve deep and double deep into my character portrayal, but there is no theatre if there is no one sitting opposite. Conversely, I may not rehearse at all, but if I were to present a play on stage, to an audience, there would be theatre. 我已經從事戲劇創作十多年了，我相信沒有觀眾就沒有戲劇藝術，我可以排演多久就排演多久，我可以深入挖掘我的角色寫照但如果沒有人坐在對面欣賞就沒有戲劇。反過來説，我可以不排練，但如果我要在舞台上表演給觀眾看，那就是戲劇。 So, by definition, it is not the work that goes in that makes it theatre, i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ist and audience, at a specific place and time that makes the magic of theatre. The magic of live performance. Whether it is brilliant or appalling theatre, the artist needs the audience, so that art exists. 因此，根據定義不是努力排練就是戲劇，戲劇是藝術家和觀眾之間的關係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創造出戲劇的魔力，營造出現場表演的神奇，無論表演得精彩不精彩藝術家需要觀眾，藝術才存在。 So how can we describe 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ist and audience? Well, in a very simple verb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I would say , "Sharing". And how familiar is this word today? In fact in the last few years, sharing is not just a verb, it is a concept, in fact it has become a tool, thanks to social media. 那麼，我們該如何描述藝術家和觀眾之間的關係？英文有個很簡單的動詞「分享」現在你有多常聽到這個詞？其實，在過去幾年中，分享不只是一個動詞，它也是一個概念。事實上，由於社交媒體，它已成為一種工具。 Throughout our day, we have an audience. We share a post on Facebook, or Twitter, or Instagram, a joke at the dinner table, we share a problem with a colleague at work, we make introductions with a stranger, a phone call, all these situations every day involve sharing a piece of yourself with an audience. 一整天中，我們都有觀眾，我們在臉書、推特Instagram 上分享帖子或餐桌上的笑話或分享與同事在工作中的問題或認識陌生人或打電話，每天的情況都是跟觀眾分享自己的一部分。 And we do want to make a good impression. We are not opposite a judging committee, we will not get marked, it is not a competition. But we do want to get the dinner guests to laugh. We want the colleague to be intrigued by our story, we want the stranger to smile after making our acquaintance. We appreciate those "likes” and "thumbs up” and we are definitely dreading the "thumbs down", that are about to be introduced. So, when we share our work, our problems, our thoughts, our photographs, we are very keen on a happy audience. An intrigued audience, an inspired audience. So, what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ur sharing? 我們真的希望留下好印象，我們不是面對一組評審委員會，沒有分數，不是比賽，但我們確實想讓晚宴客人開心，希望同事對我們故事有興趣，希望看到陌生人不再陌生之後的微笑。我們感謝那些「讚」和「我喜歡」，我們肯定害怕即將推出的「不喜歡」。當我們分享自已的工作、問題，想法和照片我們非常希望有快樂的觀眾，好奇的觀眾，受到啟發的觀眾，那麼要怎麼改善分享的品質？ In the novel by Robert Percy “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 the author is in search of the true meaning of quality with a capital "Q" and I will never forget a four-word sentence he uses for his protagonist who is striving for quality. A very basic, primal rule: "He has to care". Robert Percy 的小説「禪與摩托車維修藝術」作者追尋品質的真正意義，真正的品質。我永遠不會忘記一句四字說法作者用來介紹主角對品質的追求，一個非常基本的規則：「他得在乎」 In one of his most recent interviews, Barry Humphries, who is now over 80, he is the man under the famous purple wig of comedy legend Dame Edna, he said the simplest thing about his 60-year international comedy success: "I decided that the best thing to talk about is what you know about." 在 Humphries 最新的採訪中，他已經八十多歲了，他是帶著紫色假髮扮演喜劇女爵士 Edna 的演員，關於他六十年來在國際上的喜劇聲譽他說得很簡單：「我覺得最好的談論話題就是談你所知道的事」 Can we really share anything that is not ours? We always say "choose your audience”, “know your audience”, but I feel that that is only dealing with one side of the relationship. I have come to realize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you and your audience is You. Thank you. 我們不知道的事真的可以分享嗎？我們總是說「選擇你的觀眾」,「了解你的觀眾」，但我覺得這只說明了關係的一面，我逐漸了解到觀眾與你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你，謝謝。
我今天要談一談知識份子對保護環境應該負的責任。這個話題很大，我只能大概地介紹一下。 氣候變遷可謂現代人所面對最嚴重的問題，很多人還不相信氣候變化是個人類可以加以左右的問題， 近年來，自然災害的增加沒有使他們覺醒，那便是個悲劇。 從新聞報導裡，我每天都能看到有人在辯論 「氣候變遷是否存在？」，無論是福斯公司還是CNN，這種辯論隨處可見，其實我個人認為，這種辯論完全沒有討論的必要，簡直是浪費口舌。每個人的生活無疑的都受到氣候變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們沒有理由把這個事實抹去，媒體的總編輯應該竭力擁護科學家所提供的研究結果，忽视這個問題，純粹基於媒體的生財之道，觀眾越多，利潤就越高；爭議性越多，觀眾也越多，這種惡性循環使人昧於基本的知識。 另一方面，有不少人了解，在原則上，環保一定很重要，可是卻以為那將超出一個人的能力範圍，有此種想法，很令人惋惜。他們不在乎自己的生活習慣，以為即使盡了最大的努力，充其量只是給自己製造麻煩罷了! 他們個人的能力與環保所影響的範圍有極大的差距，可是，能力有限和沒有能力是兩回事兒。 那麼，知識份子究竟有什麼責任呢？在現代社會，知識份子就是「以傳授、創造和散播知識為業的人」，所以，我們應該先界定什麼樣的知識應該站在第一線? 然後方可了解他們的責任何在? 關於環保，他們應該散播的知識有三方面： 首先，教育人們，使其了解氣候變遷的影響，並說明那不是理論而已，而是事實；其次，創造和傳授面對氣候變化的對策，在原則上，政府和公司應該負最大的責任，知識份子應該創造新的政策，來鼓勵能力最強的人，負起相當的責任；最後，知識份子應該指導人民改變自己生活習慣的辦法。雖然一個人的能力無法和企業的能力相比擬，但各種策略都應該同時並進，才能發揮成效。尤其是企業和政府無論進行任何事務，都應該以人類的利益為前提，方可符合公眾的需要。 要達成以上目標談何容易！到目前為止，民眾對環保的觀念仍根深蒂固，可是所幸還有一些人，尤其是年輕人，了解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每次發生自然災害之後，即有人如夢初醒，乃至「我們非面對環境問題不可」之說高唱入雲。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只能談到這裡。如果有問題，歡迎你們隨時跟我討論。謝謝大家！
首先，我要提出現在是建立在過去的基礎上，對於這種想法，無疑的人人總是各說各話。據我所知，雖然封建制度崩潰了，但是我們還沒脫離賢者的世界，比方說，莊子的思想在當前社會不可謂不盛行，至於使用這個原則來處事的成效如何，現在尚非評估的時候。不過我希望在這個演講裡，可以分析一下關於自然哲學對現代生活的貢獻。 如果要分析賢者對於自然的思想，就要從道家說起，也就是說，應從莊子說起。其實，我並不想像莊子一樣當個隱士，也不要抱著「不聞不問」的態度，但是，莊子也說過一句話:「順其自然」，這句話在我的日常生活裡，有不少的影響，比方說，在大安公園散步的時候，我會思考關於自然的哲學，因此，我認為我們至少應該集莊子對於自然思想的大成，作為保護環境的積極理由，為被破壞的環境請命，如果「順其自然」這種想法真正地盛行，就等於我們接近自然，遵循並順應自然的規律，而後就能躲避災難，若能從莊子對於自然的原則著手，全球暖化、極端氣候就不至於造成那麼悲慘的情況了。根據我剛才對賢者的分析，從某一方面來說，完全正確；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就顯得有點幼稚，似乎有些昧於莊子的真理了。 如此看來，我只好以最近在公園接近大自然為例，昨天在大安公園的湖邊看到鳥兒，風吹來的時候樹枝蕭瑟，有的鳥兒也跟著飛來飛去；有的鳥兒站在樹杈上站得很挺；有的鳥兒拿著枝葉來築巢；有的鳥兒在樹上安然地排便；有的鳥兒則在樹上清潔自己的毛皮。在大安公園的湖裡，鳥兒的家好像另外的世界，鳥兒說人類之所不能懂的語言，乃至做人類之所不能做的，十分稀奇的事情。由於我有了這種體驗，就想向莊子學習，而對任何事情都抱著順其自然的態度了。 總而言之，我們從莊子的道家思想，就可以歸納出人類與大自然有著密切關係的理論。當然，我們處在忙碌的生活之中，以致把大好風光都埋沒了，而且一直沒辦法使壓力獲得疏導，造成壓力的癥結，在於我們不常有機會接觸大自然，不常放眼世界觀察各種生物，比方說，鳥兒是如何生活的? 處在現代生活的壓力之下，採取「順其自然」的原則，就能對症下藥了。 由此可見，賢者跟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容或有異，但是接觸大自然的觀點，以及對於社會的貢獻，則是不容置疑的，當然，我們也可以在學校進一步地多加思考，如何應用賢者的智慧於現代生活之中。無論如何，我建議大家至少多接觸大自然，同時也多思考賢者的思想。
在一般人的意識當中，所謂的『知識分子』，指的是大學畢業生，站在這個立場思考的人，往往是重文憑輕行動的人，許多人都是大學畢業生，可是他們大多對社會沒有任何貢獻。以美國為例，無數的美國大學生畢業以後，還是不只找不到適合他們的工作，而連最低工資的工作都找不到，結果就是這些大學畢業生需要繼續讀研究所，要不然他們只能留在父母的家裡，變成扶不起的阿斗，真是大材小用。台灣的情況又如何呢？在升學主義的陰影籠罩之下，一般學生為了滿足社會對個人的期望，就犧牲自己的興趣與未來的夢想，當他們大學畢業的時候，就變成一個對自己國家沒有感覺的人，自然很容易離國他適。 不過，話說回來，我們該如何定義所謂的『知識分子』？達到一定的教育程度是否就算是『知識分子』？就歷史的脈絡來看，一般人覺得知識分子都是對社會有感覺的人，為了政府的政策不足以滿足人民的需求與希望，而仗義執言的人。定義知識分子的時候，沒有人關心他們是從哪一所大學獲得了文憑，在哪裡讀過研究所，最重要的就是他們對社會的貢獻。 因此，我個人認為，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就是這樣的人。『知識分子』這個名詞並非是教育背景所能定義的，此外，許多大學畢業生雖然都拿到了文憑，可是卻從事使社會落後的行為，這些人絕對算不上是知識分子，他們只是掛羊頭，賣狗肉的人而已。 總而言之，一般人對知識分子的定義常是反覆無常的，不同的人聽到這個詞彙的時候，所想到的也許有天壤之別，我們只能憑自己的意見，來說明誰才算得上是知識分子就行了。
我在美國有時候會在一間佛光山廟當義工。在那裡，我跟一位僧人交上了朋友。我告訴他，我到臺灣的時候，請他幫助我儘量找機會到臺北佛光山的分院當義工。我果真找到了一間佛光山的分院，成功在那裡當了義工。像我這樣的人，一方面不太會看中文，一方面不瞭解寺廟的活動流程，因此幫不上什麼忙。他們最後讓我在廟裡的一家小餐廳「滴水坊」擔任服務員，幫助那裡的員工準備菜餚。 有一天，好幾個僧人坐在一起吃飯。我服務他們的時候順便跟他們聊天，就談到去佛光山的事。她們說，下個週末那家廟的信徒都要一起到高雄佛光山去。由於遊覽車還有空位，我想去的話就可以去。我內心想，就算我那個週末已經有約了，我也要跟他們去，就立刻點頭答應。 因此，一個禮拜後，我就坐上了一輛開往高雄佛光山的遊覽車。要說我在那裡住兩天的故事太長了，所以我指分享一些心得就好了。 一來，佛光山漂亮的不得了。以前那裡只是一大片田，但是1960年有個大師傅，名字叫星雲，為了建立寺廟把整片田都買下了。是因為星雲買了這片田才蓋了這座臺灣最大的寺廟。雖然廟很大卻很乾淨，看起來一點都不髒，再加上那兒的空氣很新鮮，感覺一點污染都沒有。我們像在大自然當中走來走去，到處都是樹木跟植物。我對那個地方只有一點意見：我什麼都喜歡，就是地方太大了。不但土地大不說，也有很多樓梯，讓我我走得快累死了。 二來，住那裡的許多僧人生活很有趣。他們雖然都單身，卻不是獨立生活。他們要負的責任很大，天天都得管理廟，準備餐，帶著觀光客參觀等等。那些僧人不常聊天，但是他們並不孤單 - 平常整天相處都不說一句話。我覺得他們的生活很不容易。吃飯的時候，不能留下廚餘，因此沒有堆肥。下了決心要當僧人，生活都要按照佛法的道德標準。就算要做自己想做的事，也要自我控制。 我不知道他們如何過這樣的生活，但是他們很享受。寧可不成家，結婚，吃想要吃的，也要按照佛法標準。他們不能再有自由了。我覺得因為我忍不住物慾，因此當不了僧人，只好當一個學生。
各位老師、同學，大家好，我有個問題想問大家：何謂真愛？ 究竟什麼是真愛呢？兩個人彼此相愛，不管發生什麼事，只要永遠在一起，就是真愛嗎？愛的感覺一天比一天強烈，那就是說，愛情原來是一點愛的感覺，然後，幾年以後，越來越深刻，就是真愛嗎？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觀點。即或你我也許意見不同，但是都有道理。對我來說，什麼是真愛呢？簡單的說，真愛就是麵包。 很多人會問：愛情與麵包哪個重要？不過在我看來，與其討論這個問題，不如分析愛情與麵包有什麼相似的地方？ 我先分析一下，做麵包最基本的過程。首先，把所有材料攪一攪，揉一揉，其次，讓麵糰靜置，發酵，膨脹。最後是烘烤麵包。現在我們對做麵包有大概的了解，至於真愛是什麼？我們是否了解呢？ 我認為找真愛跟做麵包相似。我的意思是從做麵包的過程中可看出其相似處。可以說愛情的發展最重要的因素不下四五個之多，也就是說，愛情是由互相尊重，信任，交流和對彼此忠誠等因素交織成的。而這些因素相當於製作麵包的原料。 做麵包的時候， 為了讓麵團發酵，膨脹，得給它時間與空間。否則就做不出好吃的麵包。同樣地，為了讓愛情一天一天地發展和成長，也得給它時間跟空間。要不然，愛情會被壓制甚至被摧毀。此外，做麵包時，得用力地揉麵糰，讓它扁平，而真愛則包括“堅貞”的愛。換句話說，無論做麵包或是找真愛，都需要激烈的做法或是強烈的感覺。 拿法國長棍麵包來做例子，外表看起來像龜殼一樣堅硬，是烘烤以後的結果。可是，把麵包掰開，情形就不一樣了，裡面反而非常鬆軟。就愛情而論，有的時候一個人看起來愛理不理，可是其實有顆很溫暖的心。再拿中國的肉包來說，看起來像麵包球，可是咬一口，就可以享受到裡面特別的禮物：香噴噴的肉餡。俗話說，人不可貌相。我認為愛情也差不多，不管真愛和麵包外表是什麼樣子，內涵或內餡都既溫暖又軟嫩。 除此之外，我有另一個特別的例子。現在我有一個室友，大家大概都認識她。上個學期，她發現她對小麥過敏，不能吃麵包。因為她很喜歡吃貝果，所以這個情形給她一個很大的打擊。如果麵包和真愛一樣，而她不能吃麵包，這樣一來，她怎麼可以找到真愛？這個情形對她來說的確是一個嚴重而不容易解決的問題。 說到這裡我想知道，你們認為做麵包跟找真愛是一樣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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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13:00 R447 專題演講 中醫流言終結者 林姿君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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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鄉部落 + 玉山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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